水流百川归大海——柯灵与党的关系
柯灵（1909—2000），绍兴人，民进创始人之一。鲜为人知的是，他还是一名中共党员，其一生的经历和中共的关系十分密切，但入党以后，却按照中组部的批示精神，对其党员身份严格保密，这使得柯灵的政治面目蒙上了一种神秘的色彩，以至于柯灵所在的本单位职工都只知道他是一个党外高级统战对象。柯灵去世后，其党员身份公开见诸报端，但对其在重要历史关头与党的关系却语焉不详。本文试图围绕这一焦点，从不同的角度，撩开历史的面纱，让世人一睹这位爱国民主人士的真实面目和磊落胸怀。
一、在影评小组与中共党员的首次零距离接触
柯灵，原名高隆任，字季琳，出生于绍兴斗门一官僚地主家庭（其父曾任广东布政使的幕僚）。他生下后不久，生父病逝，家道中落。曲折的生活道路，顽强的自学意志和古老的越地风情对他的熏陶，使柯灵显得早熟和多才，先后当过小学教师、校长和编辑。他从小爱读鲁迅的作品，向往进步与光明。1931年11月，当柯灵第二次来到十里洋场的上海，跨入电影界，开始他文字因缘中的第三个职业时，正是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把视线转移到电影这块阵地上来之时。1932年夏天，中共党员夏衍、阿英（钱杏邨）、郑伯奇等人进入电影界，在明星影片公司担任编剧顾问，领导发动了著名的进步电影运动。同年秋，在“左翼剧联”下成立了“影评小组”，打入各报电影副刊，支持进步电影，反对国民党支持的所谓软性电影，在夏衍等人的推荐下，一批新生力量纷纷加盟明星公司，柯灵就是其中的一位。这一年，他才23岁，正是风华正茂之时。电影领域的斗争是很激烈的，国民党当局不能容忍进步思想的扩大，文斗不行，开始使用暴力。在夏衍等中共党员的领导下，柯灵没有退却。1935年1月起，他开始主编《明星半月刊》，经常发表千字以内的针砭时弊的杂文。这时的柯灵已经成为党领导下的一名成熟的文化战士。
二、在血与火的考验中，锻炼成为坚强不屈的革命战士
1937年抗战爆发后，上海成为“孤岛”，大部分作家撤离上海，形势的急剧变化把一批当时还属于青年的留沪爱国进步作家推上第一线，成为上海抗战文学的台柱子，柯灵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柯灵这时的工作，又从电影转向编剧刊物。从“八·一三”到“一一·一二”，他曾是夏衍、阿英主编的《救亡日报》的编委之一。从1937年10月到1945年6月，他先后主编了包括《民族呼声》、《文汇报》、《大美报》、《正言报》等十多家报纸在内的文艺副刊。每次阵地的转移，都充满着爱国的新闻工作者与侵略者及其帮凶之间激烈的，甚至带有血腥的战斗。
他所从事的工作，与其说为了生活，毋宁说为了战斗，为真理而战斗，为反侵略、反各种丑类而战斗，为祖国光辉的未来而战斗。
坚持这样的战斗，是要付出代价的，是要冒生命危险的。但他不怕。当敌人向文汇报馆投掷炸弹后，他在报纸上立即做出反应。当敌人暗杀了他在报社的同事时，他却写了《我要控诉》一文，指着汪精卫的名字大呼“我要抗议，我要控诉”！
1940年7月2日，南京汪伪政权以“献媚独夫，卖身共匪”的罪名，悍然公布了一张“通辑”令，在83人的名单中，高季琳3字赫然在目。柯灵却没有被它吓倒，他一方面化名丁松年，一方面深居在《大美晚报》内，继续做着他应做的工作。
1944年6月和1945年6月，他两次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在敌人的酷刑面前，他向侵略者吐露的是不可屈服的浩然正气：
“你是日本人，你爱日本，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国。书既然给你们找到了，书里谈的比问我更清楚，请你们不要再问了，你打死了我，也就是这两句话。”
1947年春，白色恐怖笼罩着上海。《文汇报》被勒令停刊，柯灵再一次上了黑名单，不得不四处躲避，正在这时，他认识了后来成为患难伴侣的陈国容。陈当时的公开职业是南洋女中和圣玛丽亚女中的教师，其实是中共地下党教委的宣传委员，而南洋女中校长吴若安（后来成为民进中央副主席）则是国容的姨母和过房娘。从此，在高压政策下失去人身自由的柯灵，成为陈国容和她所在的地下党组织的重点保护对象。柯灵的隐居之地一变再变，直到1948年5月，他在左派人士的护送下去了香港。
三、加入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
柯灵对中国人民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一般人都只知道他在散文、电影和新闻领域方面的杰出成就，却很少有人提到他作为一个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对中国民主建设的贡献。尤其是他与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关系，几乎代表了他一生大半辈子的政治生涯与参政议政活动。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的上海，一场反独裁、反内战、反饥饿的爱国民主运动风起云涌。作为进步刊物《周报》主编之一的柯灵，邀请了一大批文化界的知名人士，接连在刊物上发表文章，抨击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呼吁并鼓动群众起来争取和平民主，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与舆论的引导下，1945年12月30日，柯灵与马叙伦、王绍鳌、周建人、雷洁琼、赵朴初等26位中国和上海文化教育出版工商界人士一起，发起成立了中国民主促进会。从此以后，他的政治命运就和民进紧紧联系在一起。民进组织在血与火的洗礼中成长壮大起来，在急风暴雨的斗争中与中共建立了亲密关系。而柯灵正是在中国最黑暗的年代里冒着生命危险加入民进组织的。他的言行立即引起当局的注意，再一次成为敌人跟踪的目标。1946年8月24日，《周报》遭当局查禁，就是对他的警告。
1949年4月，柯灵来到北平，作为中国民主促进会的理事，参加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工作。
此时，柯灵的许多朋友被留在北京，在政府部门担任要职，马叙伦出任教育部长，周建人出任新闻总署副署长……新政权需要许多专家学者。中共高层也早有这样的考虑，要柯灵留在北京工作。尽管有许多选择，但柯灵最终还是选择回到上海的《文汇报》，因为他在那块阵地上生存、发展、抗争、战斗过，对报纸充满了感情。
7月19日，柯灵、陈国容双双返回上海。此时距9月21日新政协开会还有2个月时间，谁知等待着柯灵的却是一顶无中生有的帽子。
四、正式成为秘密党员
全国政协召开在即，柯灵的许多朋友都收到了担任全国政协委员的大红请柬，陆续赴京报到。而参加了新政协全部筹备工作的柯灵却音讯全无。过了好久，才知道是有人向中央举报，诬陷他是国民党特务，证据就是因为他在日伪时期坐过日本宪兵队的黑牢，表现出色，获得过国民党颁发的胜利勋章。这真是天大的冤枉，因为得过这一勋章的人很多，其中包括周恩来、陈赓等中共高级将领，而他本人根本就没有去领过这枚勋章。这一打击对柯灵来说实在太大了，因为他长期追随中共，把他看作是自己理想的寄托，而现在党却把他抛弃了。对他来说，当不当政协委员不重要，严重的是失去了党的信任，群众会怎么看他？今后的道路该怎么走？
他与长期患难与共的中共老党员陈国容商量。国容认为唯一的办法是马上入党。“入党，事实调查清楚，问题也就澄清了”国容说：“你早就该入党了”，她批评柯灵过去在入党问题上有清高思想。在香港时，国容就劝他入党。柯灵却说：“党困难时，我不申请入党，现在全国快解放了，我却申请入党，这不是采胜利果实吗？这样的事我柯灵不干，留在党外不一样可以为党工作吗？”
现在确实只有入党这个办法了，柯灵这才感觉到：在这个社会，入党对于一个人的政治生命来说是何等重要。国容自告奋勇去找夏衍。此时的夏衍已是上海市军管会的高级领导人，全上海第一号文化官员。在夏衍的真诚关注下，柯灵非常认真地写了入党报告。由于党本来就详细了解他的政治表现。马上就解决了他的组织问题。鉴于柯灵是民主党派负责人，中央组织部批示：柯灵的党员身份不予公开。
从此以后，柯灵就成了文汇报社的一个秘密党员。文汇报的许多职工只知道社内有一个秘密党员，但猜来猜去却从未猜到柯灵身上。而柯灵也始终以民主人士的面目在社会上出现，从不暴露自己党员身份。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柯灵所经历的第一次严峻考验（笔者注：问题澄清以后，柯灵即出任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连任至第七届常委）
五、路遥知马力，患难显真情
1957年，共产党开始整风，不久，“反击资产阶级右派”运动开始，灾祸降临到了柯灵头上。其祸根，就是《不夜城》的创作。
1958年，《不夜城》由汤晓丹导演，刚拍成电影，就受到公开批判。罪名是“美化资产阶级，歪曲阶级斗争的历史事实，并严重地歪曲了党和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1963年3月，经有关领导批准，柯灵辞去了电影局和电影艺术研究所的领导职务，调到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准备从事专业创作，谁料7月因患肝炎住院，8个月后出院，又适逢文化部整风，批判修正主义路线，重新被调回电影局挨整。《不夜城》再次受到全国性的批判。1966年，文革风暴骤起，柯灵即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投入监狱，拘留审查达3年之久。并多次作为“活靶子”在全上海游斗。
尽管长期遭受冤屈，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但却丝毫没有动摇柯灵对党的忠诚。令柯灵感到不安的是：因《不夜城》的株连，许多柯灵熟悉和不熟悉的党的高层领导都因此吃了流弹，上至国家主席刘少奇，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下至上海市委的一些领导，以及巴金，许广平、孔罗荪、林默涵等文化界领导都多次为柯灵说过公道话，这使柯灵更加体会到：人间自有真情在。党的主流始终是坚持正义的。
六、党性、良知与勇气
作为一名跨党的民主人士，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柯灵也奉党组织之命，做过一些违心事，说过一些违心的话。例如在反右斗争期间，他曾被迫多次上门做过翻译家傅雷夫妇的工作，以一个老朋友的身份要傅审时度势，作一番检讨过关。但这只“昂首天外的仙鹤”却以死明志。粉碎四人帮以后，拨乱反正的政策刚刚被提出，柯灵就不避艰险地率先冲破禁区，提出为傅雷平反的问题，这在当时无疑起了石破天惊的作用。以后他又多次大胆地为封尘多年的历史问题翻案，包括引起海内外普遍关注的张爱玲问题、梁实秋问题等，都在柯灵的努力下得到实事求是的评价。
1985年11月，柯灵与巴金、周谷城等人联名致信浙江省人民政府，建议举行著名文学家、教育家夏丏尊（上虞籍）先生诞生100周年纪念活动。次年6月15日，他又冒着酷暑，亲赴百官出席纪念大会并在会上发表了夏先生的百年祭文：“欲造平淡难”。这一年，他已经78岁，笔者见他拄着拐杖，带着助听器，但精神很好，与另两位民进中央的常委叶至善（叶圣陶长公子）、段力佩等人回忆往昔，谈笑风生，给笔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柯灵为人正直，对党内的腐败作风深恶痛绝。20世纪80年代，原中共上海市委一负责人的儿子利用老子的权势在上海滩为非作歹，多次奸污少女，案发后，其儿子受到严惩，但作为高干的家长却极力为自己推卸责任，柯灵知道后在报上著文予以严厉的抨击，也只有柯灵才敢写这样的文章。
他对家乡绍兴充满了感情，为故乡撰写了不少传世美文，但都拒收稿酬。当他得知绍兴斗门镇的乡亲要为他建造纪念亭时，马上去信阻止。
作为一代文学大师，柯灵一生为我们留下了52部文学作品、14部电影、3部戏剧，以及多种单行本，可谓著作等身，但他更为我们留下了崇高的精神与人品。正如他的笔名所蕴含的内涵一样：“柯岩云骨屹风雨，灵感美文写众生。”他不愧是党的忠诚战士，中华人民族的优秀儿子。
（网络编辑：李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