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山西日报 录入时间：2011-12-12
早在改革开放刚启动的1979年，邓小平就提出了政治学、法学等社会科学学科“需要赶快补课”的任务。这犹如一阵激动人心的春雷，宣告了冰封已久的社会科学研究春天的到来。为适应勃然兴起的政治学理论研究的迫切需要，继1980年中国政治学会成立之后，山西省政治学会作为改革开放以来全国最早的省级学会之一于1981年成立。30年来，我省政治学理论研究牢牢坚持“抓准理论和实践结合点、为山西政治建设服好务”的宗旨，积极进取，勇于探索，硕果累累，为我省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作出了令人欣喜的贡献。
值此山西省政治学会成立30周年之际，作为庆祝活动的一项重要举措，学会组织力量从全省政治学理论研究30年来的成果中进行筛选，编辑出版了《山西政治建设论集》1至3辑。大体上以10年为一辑，意在展示我省政治学理论研究30年的丰硕成果，反映30年来的发展历程和学术水准。通览全书，我很被学会同仁为振兴山西、推进山西政治建设而克难攻坚、不懈探索的政治责任感和学术态度所感动。论集凝聚着30年来我省政治学理论研究者的汗水和心血，贯穿着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的宗旨和追求，蕴涵着弥足珍贵的精神和经验，不仅是对以往研究成果的集中检阅，更为今后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当然，由于篇幅所限，论集不可能囊括我省政治学理论研究30年来的全部优秀论文和先进经验总结；由于形式所限，也不可能将30年来我省政治学理论研究领域的学术著作和课题成果收录其中。)论集中的许多内容和观点，对我省转型跨越发展中的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实践具有明显的参考和启迪意义，值得我省实际工作者特别是党政领导干部和党务工作者、思想政治工作者认真阅读。综观30年来的我省政治学理论研究，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研究内容选择与实践发展进程紧密结合。政治学以国家、政府、政党、公民、民间组织等政治主体及其政治行为、政治关系和政治权力、政治制度、政治决策、政治文化、政治心理等为研究对象，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政治学理论既要从丰富、生动的政治实践中汲取营养，更要为不断发展着的政治实践服务。社会政治发展的实践进程，是政治学理论研究内容选择的根本依据。我省政治学理论研究30年来各个阶段的内容选择，就与我省政治建设实践的发展进程结合得很紧密。在20世纪80年代，遵照党的十二大、十三大的战略部署，我省的政治发展实践主要集中于政府机构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根据这个现实要求，我省政治理论研究者相继发表了《论地方政府机构职能的转变》《建国以来山西省领导体制的演变及利弊分析》《政治体制改革要扩大县级行政管理自主权》《社会主义改革概论》《地方政治体制改革研究》等许多文章和著作。这些研究成果，对我省的政府机构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在1984年由农村转入城市，迫切需要从理论上搞清楚政府职能及其转变的范畴和要求。我省政治学理论研究根据改革实践进程的这个客观要求，不仅对政府职能问题进行探讨，还在省委、省政府的支持下，由省政治学会和中国政治学会共同主办，于1986年在太原召开了全国性的“政府职能理论研讨会”，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重要谈话发表以后，遵照党的十四大、十五大的战略部署，随着《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颁布实施，我省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和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不断深入推进。同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我省的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也面临着许多必须关注的新情况、新问题。为适应新时期、新形势、新背景下的这些新要求，我省政治学理论研究集中主要力量密切联系实际克难攻坚，相继发表了《山西省公开选拔副厅级领导干部的实践探索》《农村基层民主与政治文明》《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要围绕市场经济主旋律》和《改革开放中的政治建设》《邓小平民主法制理论在山西的实践》《市场经济中的政府形象》等一大批文章与著作，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对相关问题作了比较深入的探讨，社会反响很好。自2002年党的十六大以来，科学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成为我省政治建设、政治发展实践的主旋律。面对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实践的这个新形势，我省政治理论研究者深入实践一线、倾听实践呼唤、回应实践需求，推出了一批新的研究成果。如《沿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不断前进》《“太钢不锈”全球争雄的创新之路》《将思想政治工作优势转化为企业竞争力》《大力推进四个文明、努力构建和谐企业》等文章和《山西政治文明建设论》《走出欠发达地区构建和谐社会的路子》等著作，为我省政治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
第二，宏观理论研究与具体工作研究紧密结合。省政治学会成立30年来，逐渐建立起一支比较宏大的政治学理论研究队伍。这支队伍主要由三部分人员组成：一是高校、党校和社会科学研究单位的教学及科研人员；二是党政机关的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三是企业的管理者和思想政治工作者。我省政治学理论研究队伍成员结构的这个“三结合”特点和优势，促使我省政治学理论研究很好地实现了宏观理论研究和具体工作研究的紧密结合。在宏观理论研究方面，我省政治学理论研究者根据30年间各阶段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的主要任务，相继对邓小平关于政府机构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的新要求、科学发展观对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的指导意义、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环节和社会条件等重大问题，进行了比较全面深入的诠释和探讨。在此基础上，又紧密结合我省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的实际，在我省政府机构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具体思路、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的具体对策、党的领导和政府管理保障科学发展的路径选择、构建和谐企业与和谐校园的具体措施等方面，拿出了许多富有针对性、实证性、操作性的研究成果。如《山西省党政机构及其职能状况》《解决山西省级行政事业人员膨胀的对策》《山西省法院司法监督的主要经验》《山西律师队伍的组织建设》《根据市场经济规律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形式和内容》《领导干部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方法论要求》《关于提高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能力的调查与思考》等文章，对我省相关工作的实践开展发挥了比较明显的借鉴和推进作用。特别是近十年来，省政治学会将太钢、太铁、华宇三个集团公司和省警官高等专科学校确定为政治学理论与具体工作实际紧密结合的研究基地，取得了明显成效。
第三，基础理论研究与前沿性问题研究紧密结合。任何理论研究都需要以相应的基础性研究作为支撑，只有基础扎实的理论研究，才能具有令人信服的科学性、严谨性和准确性，才能对实践发展中的重点、难点问题作出正确的阐释和回答。同时，任何理论研究又必须立足于学科发展和实践推进的最前沿，以高度的政治责任心、学术敏感性关注学科发展和实践推进的前沿性问题，及时进行深入研究，尽可能地拿出确有创新性和说服力的研究成果。只有将此二者统筹兼顾、紧密结合，理论研究才能肩负起自己应有的时代责任。从我省政治学理论研究30年来的实际情况看，对基础理论研究和前沿性问题研究都很重视，将其兼顾和结合得也比较好。比如，20世纪80年代是政治学理论研究的起步阶段，我省政治学理论研究对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范畴进行了认真探讨，为此后理论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奠定了比较扎实的基础；鉴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现实需要，又对党的领导职能与领导方式、人民民主专政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特质作了比较深入的基础性研究；进入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21世纪后，随着政治学理论研究的不断向纵深推进，我省在政治发展和政治文明的基本内涵、邓小平民主法制思想的理论特色、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的基本脉络等方面取得了值得称道的研究成果。正是因为有了这样扎实的基础性理论研究，所以，我省政治学理论研究对各发展阶段的前沿性问题把握得比较准确，探索得比较深入，发表了一批颇具影响力、冲击力和震撼力的研究成果。如在20世纪90年代发表的 《妥善解决改革开放中的政治震荡》《冲破政府机构减而复增的 “怪圈”》《警惕“腐败分子”领导反腐败》等文章；在进入21世纪以后发表的《低收入群体的政治心态类型研究》《权威与民主关系视野下的村治模式探索》《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蓝图及其实践》《群体性事件的博弈论分析》《网络问政与政府回应》等成果，就具有明显的前沿性。其中，有的文章在国内外引起了较强反响，有的受到了有关方面乃至中央部门的重视。
第四，面向广阔时空与立足山西省情紧密结合。学术视野的开放和开阔程度，在一定意义上决定着学术研究成果的力度和高度。政治学理论研究的政治性和实践性较之其他学科要强得多，故而更需要体现世界眼光、时代精神和历史传承，最大程度地借鉴和汲取人类文明所创造的一切有益成果。同时，作为地方性的政治学理论研究，又必须立足于本地历史和现实的客观实际，将开放开阔的学术视野和立足本地实际的研究态度紧密结合起来。在这方面，我省30年来的政治学理论研究是做得比较好的。早在20世纪80年代，基于我省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实际需要，有的同志就对西方国家的公务员制度（亦称文官制度）和前苏联、东欧各国的政治体制进行研究，发表了《需要借鉴西方文官制度的原则》《苏联和东欧各国的政治体制及其改革》等文章；在20世纪90年代，基于我省政府机构改革和政治文化建设的实际需要，有的同志又对东亚各国特别是新加坡的行政体制和政治文化进行研究，发表了《论东亚国家的政治转型及其特色》《新加坡公共行政的改革及其现代性特色》和《新加坡政治文化的形成与演变》等论文；进入21世纪以来，基于我省建设学习型政党和深入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的现实要求，有的同志进一步从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中领悟启示，从欧美各国的政府机构改革经验中寻找借鉴，发表了《延安学习运动对“学习型政党”建设的历史贡献》《美国地方政府的机构改革：历史与现实的思考》等文章。这些研究成果，注重于立足我省省情来分析问题，将开放开阔的时空视野和我省政治建设、政治发展的客观要求紧密结合起来，力戒简单类比和照搬照套，在我省政府机构改革、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和执政党建设的实践中起到了一定的借鉴及推进作用。有的论文还在全国政治学界产生了良好影响。
第五，注重实证分析与提供决策参考紧密结合。“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同样道理，政治学理论研究要保持长久的青春活力，必须植根于政治生活的丰沃土壤之中，注重对政治活动的实证分析。这不仅能为理论研究提供资料和营养，还能为党政领导者提供决策参考，让理论研究成果为党政领导者的决策服务。在这方面，我省政治学理论研究30年来一直坚持得比较好。比如，在1987年党的十三大召开之前，经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同志批准，以省政治学会理论骨干为主成立了 “山西省政治体制改革调查研究课题组”。经过将近一年的调查研究，课题组相继编印了4册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长篇调研资料，其中包括一些典型性的实证分析。1987年10月，在向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同志汇报调研成果并得到充分肯定之后，课题组成员整体转入 “中共山西省委政治体制改革实施方案起草小组”，直接参加 “党政关系”“权力下放”“政府机构改革”“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等专题组的调查研究和实证分析，为党的十三大之后省委颁布的 “山西省政治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及其一系列实施细则的起草贡献了力量。再如，在20世纪90年代，我省政治学理论研究继续坚持实证分析和提供决策参考相结合的好传统，于1997年党的十五大以后积极参与省委、省政府组织的关于政府机构改革和“抓大放小”等问题的调查研究，进行了一些确有价值的实证分析，为省委、省政府的相关决策提供了参考。进入21世纪以来，我省政治学理论研究者进一步深入基层进行典型性的实证分析，完成了 《山西省民间组织发展能力调查》《大同市城区推进社会公共管理调查》《政治体制改革：来自农村的启示》等实证分析报告，为相关党政领导提供了较好的决策参考。
李白诗云：“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用这句诗来形容我省在省第十次党代会之后“再造一个新山西”的大好态势，真是再恰当不过了。以省第十次党代会为标志，我省的转型跨越发展将进入一个新阶段，再造一个新山西的步伐将进一步加快，全省人民将迎来更加殷实幸福的新生活。山西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今后五年乃至更长一个时期，将是我省大有可为、加快发展的黄金期，转型跨越的机遇期，改革开放的攻坚期，更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期。为了抓住机遇、发展山西，实现省第十次党代会提出的宏伟目标，全省人民必须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同舟共济、全力以赴认真办好两件大事：一是全面小康实现程度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二是率先走出资源型地区转型跨越发展的新路。这两件大事是全省人民的共同事业，是历史赋予我们的崇高使命，是国家对山西的期望和重托。只要办好这两件大事，实现了省第十次党代会确定的宏伟目标，山西就不再是发展滞后的省份，就为2020年建成惠及全省人民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打下决定性基础，将成为山西历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从政治学理论的角度来看，这两件大事绝不只限于单纯的经济范畴，而是包含着突出的政治内涵，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无论是“全面小康实现程度”，还是“资源型地区转型跨越发展”，均有赖于政治建设、政治发展的同步推进和强力保障。显然，“再造一个新山西”的大好机遇，也是山西政治学理论研究迈出新步伐、实现新发展、争取新跨越的大好机遇。
袁纯清同志在省第十次党代会报告中，对我省今后一个时期的政治建设作了全面部署。这个部署提出的涵盖民主建设和党的建设两大范畴的政治建设任务，主要包括十一个方面：（一）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凝聚各方力量；（二）扩大基层民主，夯实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础；（三）加快依法治省进程，建设“法治山西”；（四）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法治廉洁效能政府；（五）坚持党管武装原则，加强国防后备力量建设；（六）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坚定广大党员的理想信念；（七）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建设坚强有力、奋发有为的领导班子；（八）创新选人用人机制，打造一支在转型跨越发展上有激情、有能力、有思路、有作为的干部队伍和人才队伍；（九）加强党的基层组织，抓好党员队伍建设；（十）加强作风建设，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十一）提高反腐倡廉水平，构建山西特色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这些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为我省政治学理论研究提供了广阔空间和大好机遇，意味着我省的政治学理论研究也站在了一个 “新的历史起点”上。紧紧围绕这些任务，深入实践，深入群众，抓准理论和实践的结合点，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勇于创新，以更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山西政治建设服好务，为“再造一个新山西”作出应有的贡献，是我省政治学理论研究队伍义不容辞的神圣职责和光荣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