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进
2013年06月13日14:23 来源：山西日报
“编者按”
大寨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国民经济陷入困难，农业生产战线上崛起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展农业的先进典型。在大寨精神的鼓舞下，农业克服了暂时的困难，迎来了新的发展。但是，随着“四清”运动的深入进行，对大寨精神的总结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越来越突出政治和阶级斗争。省委党史办公室研究员王家进对此颇有研究，现特邀撰文，以飨读者。
1964年，毛泽东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后，周恩来对大寨精神做了总结，指出：“大寨大队所坚持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都是值得大大提倡的。”山西省委也对大寨精神做过几次总结，对推广农业学大寨运动发挥了重要作用。
大寨从一开始就是农业生产上的先进典型
上世纪60年代初，我们遇到了最大的困难，吃的、穿的和用的空前地紧张起来。正是在这一情况下，山西省委发现了大寨这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先进典型。
当年任山西省委副书记的王大任曾说，山西省委发现了这一典型后，“经省委几位领导商量，做出了全省向大寨学习的决定。后来陶鲁笳同志（当时任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向毛主席汇报后，毛主席肯定了大寨的经验，提出了‘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山西省委最早提出学大寨，是在1963年3月全省农业先进集体代表会议上。但这时，大寨还不是一个值得全面学习的典型。山西省委只总结了他们发扬共产主义风格帮助后进村的事迹，提出了“学大寨，一带二”的口号，要求在全省形成比学赶帮超的群众运动。
1963年8月，大寨遭受了特大洪灾，损失惨重。但在自然灾害面前，大寨人提出“三不要，三不少”(即不要国家救济粮、救济款和救济物资；统购不少、口粮不少、分配不少)的口号，战胜了自然灾害，再次夺得丰收。这对落后的山西农业来说是一个启迪，对山西农民也是一个深刻的教育。山西省委抓住了这个典型，于11月9日向全省农村、城市各级党组织发出向大寨学习的通知。当时把大寨的精神用三句话做了高度概括：“藐视困难，敢于革命的英雄气概；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坚强意志；以国为怀，顾全大局的高尚风格。”11月10日，《山西日报》发表社论《学大寨之志，长大寨之风》指出：“大寨之志，就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雄心壮志。大寨之风，就是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勤俭建国，勤俭办社，勤俭办一切事业的艰苦奋斗作风。”大寨人的精神和山西省委的号召极大地鼓舞了全省人民，有力地促进了全省农业的发展。
这是山西省委第一次对大寨精神的正式总结。尽管这时中共中央已召开了八届十中全会，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全省的“四清”运动已经展开，但从山西省委所提的学大寨口号和对大寨精神的总结来看，是想把山西的农业搞上去，改变长期以来山西农业的落后面貌，实现农业的稳产高产。
农业学大寨运动兴起大寨精神走向全国
1963年底到1964年春，全省人民响应山西省委的号召，掀起了农业学大寨运动。这一时期，由于有山西省委总结的大寨精神所指引，学大寨基本上是在生产领域里进行的。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社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榜样》，也要求各地从四个方面去学大寨，一要学大寨人远大的革命理想和对未来坚定不移的信心；二要学习敢于藐视困难、自力更生、发奋图强的优良作风；三要学以整体为重的共产主义风格；四要学永远向前、并把伟大的革命精神和严格的科学态度结合起来的好作风。《人民日报》社论总结的这四个方面与山西省委的概括基本一致，也是从生产建设方面着眼的。
可就在这时，山西的“四清”运动和阶级斗争有所发展。山西省委原来总结的大寨精神，本来与 “四清”无关，这时也不得不加进一些阶级斗争的内容。
1964年4月20日，周恩来委托农业部长廖鲁言来大寨，亲自做了20天的考察。回北京后，他向毛泽东和周恩来写了书面汇报，着重介绍了大寨生产建设方面的经验。鉴于当时的形势，他把大寨精神概括为大寨人有革命的思想，树立了雄心壮志等六条，与山西省委所总结的大寨精神最明显的不同之处就是：强调了“始终坚持依靠贫下中农的阶级路线”。
这个时期，大寨本身也突出了政治，更加强调了阶级斗争。山西省委原来总结的大寨精神，也被解释成为开展阶级斗争的结果。从全省范围来看，许多地区学大寨不仅学大寨精神，也开始学阶级斗争。但尽管如此，农业学大寨没有受到大的干扰，山西省委依然把1963年11月总结的大寨精神作为总的方向，要求全省农村坚持学习。在山西省委看来，大寨基本还是一个农业生产上的典型，一个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典型，全省农业学大寨运动基本没有超出这一范围。
尽管受到干扰大寨精神仍然鼓舞了农民
1965年初，全国形势发生明显变化，阶级斗争的理论进一步升级。大寨作为一个先进典型，也开展了这一系列工作，以求在政治方面也赶上形势，作出表率。如制定了《政治思想工作制度》，对社员进行经常的政治思想教育等。
很显然，形势变了，原来山西省委总结的大寨精神不可避免地要做一些新的修改和补充，农业学大寨运动不得不加进突出政治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内容。
1965年3月26日至31日，在山西省贫下中农和农业先进集体代表会议上，山西省委又这样概括了大寨精神：“学大寨，学什么？主要是学由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大寨人所具有的革命精神：一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二是藐视困难、敢于革命的英雄气概；三是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坚强意志；四是大胆忠实、改天换地的革命干劲；五是以国为怀、助人为乐的高尚风格。”
这五条与山西省委原来概括的三句话所不同的是，增加了第一条和第四条。虽然从概括的五个方面来看，并没有体现阶级斗争的概念。但山西省委同时又强调，在学大寨的过程中要“突出政治”。什么是“突出政治”？山西省委不久又解释：“突出政治，就是要以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为纲，坚持政治挂帅，把政治放在首要地位，以政治统帅生产，统帅经营管理，统帅一切工作。把思想政治工作渗透到生产、管理和其他一切工作中去。”在这里，政治工作对生产和其他一切工作的反作用被不恰当地夸大了，阶级斗争被日益突出出来。
既然山西省委提出要 “突出政治”，“以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为纲”，那么再用这个标准衡量山西省委两次总结的大寨精神，显然有不适应之处。于是在山西省委二届一次会议上，再次对大寨精神做了总结，将其概括为“一条红线，五个要点。”指出：一条红线，就是毛泽东思想挂帅、总路线挂帅。五个要点，就是：一、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二、有爱憎分明、一心向党的坚定立场；三、有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坚强意志；四、有藐视困难、改天换地的英雄气概；五、有以国为怀、助人为乐的高尚风格。这样一来，“突出政治”“阶级斗争”都直接体现出来了。
文化大革命前的农业学大寨运动，是与全国范围内的“四清”运动同时进行的。因此，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四清”运动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理论的影响。
但也不可否认，大寨首先是农业生产方面的先进典型，曾为改变山西农业的落后面貌做出了重大贡献。可以说，六十年代山西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坚持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以国为怀、顾全大局，爱国家、爱集体等原则，这些都是正确的。至于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干部和群众也是正确的。但片面夸大政治的作用，尤其是不适当地强调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后来出现的“左”倾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