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统一战线的理论和实践、阵营和力量，是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逐渐形成、发展和壮大起来的。杰出的爱国民主人士、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朱蕴山，在各个时期的统一战线工作中都有突出表现，尤其对早期统战工作有着重要的探索性贡献。
推动安徽革命运动
1917年春，朱蕴山从家乡到芜湖开展新文化运动，途中拜访了铜陵县长陈祖荫和买办资本家霍守华，争取他们为反对北洋军阀出力，不久又动员霍守华拿出数万元给朱蕴山用于创办芜湖公立职业学校。6月，他与刘希平到上海，会见同乡好友，联系在沪的各同乡团体，商量反倪嗣冲对策。他亲自撰写《燃犀录》，列举倪嗣冲的种种罪行，油印100多份，分寄京、津、沪、汉等地同乡会，呼吁他们团结一致，救乡救皖。9月间，朱蕴山赴北京，访问陈独秀、胡适和国会议员常恒芳等人，商谈反对倪嗣冲“安武军”问题，得到他们的赞同和支持。
为分化敌人阵营、利用军阀之间的矛盾，争取更多支持，朱蕴山还多次拜访北洋政府政要、北洋军队将领。1917至1923年，他两度访问吴佩孚、曹锟、冯玉祥谈废督裁兵、反对安武军压迫安徽问题，五次到济南联络驻鲁的皖籍将领，如鲁北平原第七混成旅长胡翊儒、山东第一混成旅长张克瑶、第五师师长郑士琦、济南镇守使兼旅长施从滨、烟台镇守使吴长植等人，希望他们支持省内斗争、策应孙中山的北伐。1922年，安徽废督裁兵会成立，以朱蕴山和李光炯等五人为代表，先后赴北京、天津、洛阳、保定、济南、上海、武汉等地遍访同道、乡友，呼吁解决废督裁军问题。河南督军冯玉祥热情欢迎五人代表，特在督军公署张贴“督军不可为‘毒菌’！”标语，冯表示“我一定支持这个运动，以答家乡父老之望。”他们两次到北京会见皖籍北洋系政要江朝宗、吴炳湘、龚心湛、张广建等，教育界胡适、高一涵、王星拱等，又晋见北洋政府大总统黎元洪。朱蕴山和史恕卿还到湖北武穴、江西南昌联络驻军将领，促成江西督军兼中央第一师师长邓如琢与直系师长张克瑶的暗中联合，并希望他们相机倒戈返皖，消灭倪氏集团。
1922年底，朱蕴山在上海拜谒孙中山先生，汇报向北京政府请愿及赴各地呼援情况。孙中山说：“你们向北洋政府谈废督裁兵，等于与虎谋皮。只有革命，才可解决。”虽然游说北洋军政要人效果不显著，但争取了他们对省内革命运动的谅解、同情与一定程度上的支持，迫使北京政府答应裁减驻皖部队，调走了督军张文生，有利于改良安徽政治局面。胡翊儒、郑士琦、邓如琢后来因倾向进步或对北伐军消极不抵抗而被撤职、关押。这些工作为他以后开展统战工作打下一定基础，积累了一些经验。
推进安徽革命联合战线
中共二大初步提出了统一战线的方针，1923年6月中共三大又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形成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1924年1月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共产党员出席并参与领导。朱蕴山参与酝酿改组国民党的计划，积极推动第一次国共合作在安徽的实现。
1924年2月，朱蕴山以山东督军府参议身份再赴北京，与徐谦等旅京皖人商讨反对曹锟及推动省内革命斗争问题。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欢迎孙中山北上。与朱蕴山密切联系的山东督军郑士琦和旅长胡翊儒等首先响应，但不久却又遭奉系军阀的迫害。
1925年春，朱蕴山在北京等地参加国民会议促成会，在拜会许世英、徐谦、冯玉祥等人后，奉李大钊指示到上海，与高语罕协商共同开展党务工作。回皖途中，他们在南京访问了江苏省党部的侯绍裘、张曙时，交流党务工作经验，建立工作联系。回皖后，朱、高和王步文、周范文等共产党员共同发展中共党团组织和国民党党员，至10月22日，芜湖正式成立国民党市党部。12 月20 日，国民党（左派）安庆市党部正式成立。两市党部均以共产党员为骨干。
1926 年1 月，朱蕴山以中央特邀代表身份在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他由高语罕、薛卓汉介绍，经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批准加入中共。会前，高语罕与朱蕴山协商，提议由光明甫、周松圃、朱蕴山、沈子修、常恒芳、史恕卿、黄梦飞、薛卓汉、周范文为安徽省党部筹备员，国民党二大闭幕后，国民党中央正式发表上述9 人为国民党安徽临时省党部执行委员。2月，国民党安徽临时省党部在安庆邓家坡成立，光明甫、周松圃、朱蕴山为常委，朱为驻会常委主持机关日常工作。随后，在朱蕴山等人的支持下，安徽各地各级国民党左派组织相继成立，并组建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商民等群众团体，广泛开展群众运动。
为迎接北伐军，朱蕴山和沈子修等人回到皖西策动地方民军起义和太湖起义，又与高语罕、常恒芳等人做驻皖军阀陈调元、王普、马祥斌等部队官兵联络工作，为该各部日后编入北伐军作了一些铺垫。朱蕴山他们还设法接济受军阀压迫的原淮上军旧部，运动辛亥元老柏文蔚出任北伐军第三十三军军长，常恒芳为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在革命党人受军阀通缉迫害时，朱蕴山率省党部机关先后迁往上海和武汉，并广泛联系各民主进步人士，扩大革命联合阵线。
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蒋、汪叛变革命和广州清党反共后，国共残酷斗争代替了国共合作。尤其在共产国际极左思潮影响下，党内教条主义者甚至认为各种反革命势力是铁板一块，不存在中间势力，即使有中间势力也是最危险最可怕的敌人，要坚决打击或消灭，因而实行关门主义。
但朱蕴山有统战工作经验并认识到统战工作的重要性，不赞成左倾关门主义做法。1927年3月，蒋介石在安庆发动“三·二三事件”后，朱蕴山拒绝蒋的拉拢，和高语罕等人尽可能联系、争取全国各种势力共同反蒋，他们和33军政工人员都向全国通电反蒋。为了扩大反蒋的武装力量，朱蕴山曾到河南省驻马店活动有四五万兵力的国民军方振武部，希望他能回皖公开反蒋。
7月底，朱蕴山不顾通缉和追捕毅然来到南昌，同周恩来见了面，参加了南昌起义，并被选为革命委员会党务委员。起义受挫后，他积极投入反蒋斗争和抗日救亡活动。他多次联络、鼓动冯玉祥、李宗仁、阎锡山、方振武等开展反蒋战争，筹集资金支持方部鲍刚、余亚农、岳相如等人在安徽进行武装反蒋，还将剩下的经费给许继慎、薛卓汉，支持红军开展大别山革命斗争。
1928年起，朱蕴山在上海多次带着许继慎、彭干臣、王逸常、胡允恭等中共早期军事骨干，奔走于旅沪的一些失意军官、政客、文人学者和其他对蒋汪不满的人员中间，意在教育他们不要跟着蒋介石跑，争取他们同情或支持中国革命。柏文蔚、李次山、王亚樵、李少川、王龙廷、何世桢等人后来都没继续跟蒋跑，有的还参加了反蒋抗日活动。
同时，朱蕴山还与谭平山、邓演达、黄琪翔、章伯钧、季方、王乐平等许多大革命时期的左派人士保持联系，参加过中国国民党改组委员会和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活动，积极联系各种力量支援十九路军抗日。1933年十九路军发动福建政变时又呼吁各方声援，多次往返上海、香港等地促成十九路军与中央红军初步达成反蒋抗日共同协议。因党内左倾教条主义把“实行上层统一战线”当作宣传口号而没有实施，因而福建政府迅速失败，红军的反“围剿”作战也更加被动。他还奔走各地，动员各派爱国人士支持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组织抗日同盟军。1934年参与组织“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任华北民族革命同盟主任，联络各地救国联合会、抗日后援会等团体支援华北抗战。全面抗战爆发前，他四上太原与阎锡山会晤，还带去毛泽东的亲笔信函，对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朱蕴山较早地重视并在广阔的范围内从事统战工作，尽量在同乡、同道中寻求同盟军，客观上有利于中共反帝反封建和反蒋抗日的革命事业，争取了更多的同盟者和积极因素，积累了统战工作的经验，因而在全面抗战后，他能够在更大的范围更重要的领域从事更多的统战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