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牛喜林
辛安亭(1904—1988)当代著名的教育家、出版家。山西离石县人，1931年考入北大历史系。1938年奔赴延安，到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编写教材。1949年，随军到西安、兰州，作为军管代表，接管了陕西师大、兰州大学、西北师院等高校，后任西北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委员、甘肃省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省文教厅厅长等职。1951年，调任人民教育出版社副社长、副主编。1973年，担任了兰州大学党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文革”结束后主持兰大工作，直到1984年。
新中国教材编写开拓者
辛老一生从事教材编审工作，专门从事教材编写就有22年，其中在延安11年，在人民教育出版社11年，是新中国教材编写的开拓者。而在延安的11年是辛安亭最为惬意的时光。
1938年，辛安亭奔赴延安参加革命，在陕北公学学习了一段时间后，就被分配在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教材编审科工作。当时，陕甘宁边区学校沿用的仍是国民党政府的课本，不仅知识陈旧，远离现实生活，而且思想落后，充满了封建糟粕。配合当时的抗日形势，辛老从教材内容到编排体系进行了大胆革新，全身心地投入到教材编写工作中。当时编写教材的同志共4人，同住在一孔窑洞里，除了集体讨论外，白天各写各的，很少说话。晚上一直写到11点钟，天天如此，只感到愉快，不知道疲倦。他们编写的小学语文、历史、地理、自然等解放区最早而有系统的新型课本，对解放区的普通教育起了很大的作用。同时，辛老根据农民、干部学文化的需要，编写了儿童读物、民众识字课本、工农干部识字课本及《新三字经》、《日用杂记》等。辛老在延安共编写小学课本及各类读物40余本。一度他的知名度非常高，以至于人们说，“政府的林主席，编书的辛安亭”。
1951年秋，根据全国中小学生的实际需要，中央决定成立人民教育出版社，辛老作为著名教材编审专家，调任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主持出版社工作(教育部副部长叶圣陶兼任社长、总编)。辛老与叶老密切配合，深入调研，从全国各地抽调各学科专家，共同编写新中国第一套中小学教材。他反复强调，这种教材必须具备三个特点：一是要“新”，即要吸收文化科学的最新成就，不断更新过时的东西；二是要“精”，即在保持本学科必要的完整性、系统性的前提下，抓住基本概念、基础知识，讲深讲透，不可贪多求全；三是要“清”，即要写得清楚明白，简洁易懂。1956年，新中国第一套统编教材全部出版，为新中国普通教育做了奠基性的工作。
两次受命进兰大
辛老曾两度主持兰州大学工作，都是在特殊的历史时期。解放初期接管的是国民党管理多年的旧大学，敌我之间、新旧势力和新旧思想之间，斗争十分尖锐。辛老按照“逐渐改革，稳步前进”的方针，妥善地处理了各种复杂问题，既发挥了积极分子的作用，团结了大多数教职员工，并与国民党特务等敌人进行了坚决斗争，短短几个月，就在兰大建立了新的管理制度和正常的教学秩序。“文革”期间，辛老受到诬陷和迫害。1973年，辛老被任命为兰州大学党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但实际工作仍受极“左”路线的干扰。在狂风恶浪中，他始终稳重自持，坚贞不屈，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气节。1976年，辛老被任命为兰州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再度主持兰大工作(书记、校长缺位)。兰大在“文革”中是遭到严重破坏的“重灾区”，粉碎“四人帮”后，辛老以古稀之年主持兰大工作。他积极整顿干部、教师队伍，整顿教学秩序；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为一大批多年蒙冤的干部、教师平反昭雪，使他们重新返回工作岗位。几年功夫，兰大工作重点很快转移到以教学和科研为中心的正确轨道，为兰大在新时期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生清廉无私欲
1953年中央机关精简人员，辛老作为人民教育出版社主持工作的副社长，首先把红军时期就参加革命的夫人精简回家，直到80年代才按党的有关政策恢复了她的干部身份，落实了老干部身份。辛老唯一的女儿大学毕业后，被选中到一所大学任教，但那所大学提出交换条件：调一个工人到兰大去。辛老断然拒绝，结果女儿去了一个单位做野外工作。在辛老身边长大的孙女，在兰大上学时成绩优秀，毕业时很想留在兰大，但辛老得知系里暂不急需，也就作罢。孙女说：在爷爷奶奶营造的革命家庭氛围中，着实领会了规规矩矩做人、凭本事吃饭的道理。
解放初期，他担任军代表、厅长，组织上给他安排了一个排长当警卫员，但他常常一个人步行外出。警卫员找不到他，十分着急，很有意见。他解释：我找教授谈话，你挂着手枪站在门口，不是让人家害怕吗？司机也有意见：首长每次出去都不叫车，既费时间又不安全。辛老解释：安步当车也是我的一种锻练方式。国家按规定给辛老配备了专车，但他在用车上公私分明，他的女儿上学与他上班同一方向，他也不肯顺路把女儿捎上。1982年冬天，一位教师去看望辛老，辛老患感冒要去医院打针，这位教师劝他：“到医院天气冷，打个电话请护士来家打吧。”辛老说：“不。医院打针的人很多，护士很忙，我还可以走。”这位教师搀扶辛老到医院后，辛老不声不响地排在候诊队伍后面。
重才、惜才受爱戴
提起辛老，留美电化教育专家南国农敬佩之情油然而生。他说：我一生最崇敬的有两个人，一个是陶行知，一个是辛安亭。对学生，我经常引用以辛老为原型总结出来的做人行为规范：对他人和同事，多一点尊重，少一点苛求；对社会和集体，多一点奉献，少一点索取。
南国农深情地说：辛老是一个忠厚、正直的学者，也是一个有胆有识、无私无畏的人。辛老在组建甘肃教育学院时，从其他高校调去的教师中，有几个人是“右派分子”、“反动学术权威”。辛老不仅安排他们上课，而且处处关心他们。当时我只身一人在兰州。一次，我患胃溃疡摔倒在地，磕破了头，满身是血。辛老听到后，立即叫校医室主任亲自为我医治。他要夫人为我拆洗血衣，并多次给我送饭。我当时是个“右派”，一般人都躲着我，而辛老却这样体贴我、爱护我。这在当时是要担风险的，但辛老考虑的是学生的利益，而从不考虑个人的得失，所以无私、无畏。在“文革”中，曾有造反派以此发难，批斗并质问他：为什么要引进并重用牛鬼蛇神南国农？辛老回答：南国农是我引进的，但并没有重用。南国农说起这事，总是禁不住流下感激的眼泪。他说，其实我是另一位副院长要去的。但辛老不仅自己承担了责任，而且敢于向造反派说“不”。
在甘肃教育学院创业的艰难岁月里，教师们都说，在辛老领导下工作，心情舒畅。现河西学院教授、当年的助教向叙典是位单身，春节没回家探亲。大年初一，辛老亲自登门拜年。望着老校长，听着他问候的话，像一股暖流注入年轻教师向叙典的心田，向叙典的泪水不禁夺眶而出。
辛老为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殚精竭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的精神境界、人格魅力和学术财富，将永为教育后辈汲取和发扬。
《中国教育报》2005年3月5日第4版
（网络编辑：李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