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读到《中华读书报》刊发的《该点赞还是该反省？——评杨义“诸子还原”》一文，此文是杨义先生“诸子还原”入选“2015年度中国人文学术十大热点”后的一篇评论之作。“2015年度中国人文学术十大热点”是由《文史哲》杂志和《中华读书报》共同评选，旨在聚焦热点问题，介绍人文研究的新发现、新进展，有助于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和深度思考。原本以为该文会理性反思“诸子还原”并就学术热点问题展开讨论，可阅读的结果却令人颇为失望。该文著者郑铭自称“对于先秦诸子也略有研究”，但在“诸子还原”核心部分发表七年后、四部著作出版五年后、《论语还原》出版一年后一直了然无闻，却在该研究成为学术热点时立刻发表言论。该文看似出于学术反省，实际站在个人既定的思维角度就某些学术论断提出质疑，纠结于细枝末叶，对“诸子还原”研究方法一味否定或视而不见，武断性提出诸子还原“不但不是优秀的中国学术，反而有当前中国学术研究中最值得反省和摒弃的部分”，让人颇有一叶障目之憾。以下主要就该文观点谈谈笔者对“诸子还原”的认识。
第一，《还原》诸书重视利用既有研究成果，文中附录的资料长编即是对相关问题学术史梳理的方式之一。《还原》诸书就学术史上某些重要疑问展开谈论，针对具体问题提出个人独到见解，并非就诸子学总体走势与哲学演变进行宏观概括和学术总结。如郑文所关注的《庄子还原》就庄子家世、公族苗裔、家庭记忆、大鹏风俗、楚人丧俗等十个面向提出解答，这种论述尝试以“DNA取样”方式触及庄学公案，并不同于刘笑敢先生《庄子哲学及其演变》对庄子思想观念的系统性研究，不能以刘著研究模式为例而认定还原系列缺乏学术规范。郑文忽视《还原》诸书论说长文与资料长编互相诠释的撰写体例，且未能全面阅读还原系列，轻率得出“《还原》诸书缺乏学术规范”的误识。《还原》系列并未忽视对学界研究的利用和总结，尤为重视对整个学术脉络的把握，因此在问题论说之后附有相当长篇幅的资料汇集，即对学界研究予以思索；另一方面，《还原》诸书对学界动态绝不轻忽，其关注的问题恰是学界热点，怎么能说它“对大量学者的看法置之不理”“违背学术规范”呢？
第二，“还原”系列研究思路及研究成果极富创见，以“还原、生命、全息”的方法在学术上开出新境。“还原”有别于前人的个别论断，独辟蹊径开启了新的学术理路，激起学界对诸子研究问题的反思，此正是《还原》系列对于学界的贡献之处。郑文从传统学术规范层面出发，进而否定还原研究成果，“由于《还原》诸书不讲学术规范，不站在学界已有成绩的高度，从而导致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的致命伤”，这种论断失于理性评析。学术创新不可能固守前人识见，应该鼓励学者大胆探索，能就文本解读提出新看法。《该点赞还是该反省？》一文著者受其眼界局限，依据从研究现状到研究方法再到研究内容的既定学理体系去严苛要求他人论著，无疑束缚了学者创新思维，并不一定适合所有的学术研究，更不能囿于传统研究思路就对新的学术理路全盘否定。学术研究不应因循守旧，必须考虑输入新的血液，从撰写思路、论著框架、研究视野、表述方式等等方面寻求成果创新，然而郑文思维却依然裹足不前，看似是对学术规范问题的探讨，实际上却显示出墨守陈规。“诸子还原”正在于突破固有思想体系，像《庄子还原》以文本诠释来考证庄子的家族出身、生平事迹、童年经验、心理状态及哲学思想，还原庄子的“生命状态和生命过程”，建构与庄子的“原创性对话现场”，回到“我们的文学经验上来”，无论是研究思路还是研究结论都启人深思，并不能简单归结成不足采用而否定其价值和意义。
第三，《还原》诸书提出一些“原创”结论，摆脱了固有套路与模式，于学界而言贵在思路创新。杨义先生自言“在我的体会中，要把学术做得精深，思想方法的更新非常关键”。诸子研究因为现存资料有限的缘故在很多问题上至今聚讼不休，《还原》诸书并非在耍弄“空手道”，而是携带着如此复杂的学术文化行李，拥有在诸多文史领域付出艰辛探索的跨学科经验、知识积累、方法论尝试和研究能力的展示。对学术问题进行完全还原肯定不可能做到，就是将昨天发生的事件百分之百地恢复原样也是不可能的。杨义先生在《文学地图与文化还原》中坦言：“历史留下的空白远远大于历史留下的记载，这就使得诸子生命的还原成为学术史上难题中的难题。”因此不可能苛刻要求《还原》诸书，而是应以“以自己的生命体认诸子的生命，以自己的心灵撞击诸子的心灵”，将一些静态的观念回归到有生命的存在。郑文认为《庄子》外杂篇不是庄子原创故据此展开的讨论是“天方夜谭”，洵只执一端便彻底否决，缺乏应有的学术气度与学术眼光。杨先生的观点很明确，诸子著作存在“历史文化地层叠压”现象，像“《庄子》并非简单地考证内篇为庄子所作，外篇、杂篇为庄子后学所作就了事”，后学记述的庄子之言，留存着他们对庄子的认知和了解痕迹，并不因为材料出现在外篇、杂篇就降低了其学术价值。
《庄子还原》以先秦家族姓氏制度、历史编年考证、人文地理考证、文本生命分析等方法考察庄子家世、遭遇、生命历程，注重利用庄子生活环境来撬开文本缝隙，寻求相关疑问的蛛丝马迹。因此根据蒙泽的草木繁盛、虫鸟活跃解释“自然的怀抱”风格，依藉《水经注》所引魏国史书《竹书纪年》所载推想《秋水》篇创作情况，并非随随便便找一个“数百年后”的材料轻易下个论断。笔者亦倾向外杂篇非庄子原著的认识，但这并不妨碍对《庄子还原》研究方法的赞许，问题不在于我们得出什么结论，更关键的是走进“文化现场”的思路能引人深度思索。
第四，《还原》资料汇编未必全无价值，可延伸学人学术思路、提供思考空间。杨先生在资料长编凡例中强调“本资料长编以前代历史文献与研究为主，后人研究成果为辅。而后人研究成果殊夥，本编仅列与上编密切相关且有代表性的文章”，郑文未曾留意上述文字，遂言“所摘取者十分偏颇和陈旧，大量重要论著毫不涉及，如上述刘笑敢先生等的著作”。殊不知，编者有意拣选材料，并非一味摘选论述。而协助编选资料长编的学者皆在相关领域建树颇丰，故依据各人不同标准选定且经过杨先生反复改订的资料长编也并非不足轻重。至于郑文所说《论语还原》书末的参考文献除了钱穆先生的《先秦诸子系年》外一部也未列举，很让人怀疑严谨的郑铭先生是否认真读过《论语还原》，因为此书的《参考文献举要》列举了129种参考文献，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只是其中之一部。
具有创新性的学术研究路径与成果甫一现世，很容易面临挑战，这是《还原》诸书难免遇到的关口。文学研究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解决问题，以便于更深入的科学分析，而《还原》诸书具有强烈的问题解决意识，循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再次探索问题之学术思路，思考诸子及两千年来研究所留下的疑问，解决了学界积累数年未能处理的学术问题，并由此谈论问题未得解决的深层的实质性的原因及启示。因此解决围绕诸子的一系列公案，并非学术研究的终点，这才仅仅是研究的起点，并不能就此停止继续思考。《还原》诸书考证史实、解决问题，旨在更好地探索诸子思想的根源，而人文学者要从这些历史问题中寻找更深层的东西，由此探索诸子著作中的生命痕迹，真正与诸子做到对话和沟通。
杨先生主张“于文献处着手，于空白处运思”，敏锐捕捉到典籍记载的空白，并借助大量文献证据而予以新的阐释，其研究旨在返回根本之处，使考证指向深层的意义，从而还原和把握诸子的学术生命形态和思想演变历程，此种学术理念足以启益学界。当前庄子研究硕果累累，截止2016年5月，仅中国知网所录庄子相关研究论文有24830篇，这些论文涉及庄子生平、《庄子》版本、庄子思想、庄子学诸多问题，面对前人丰硕的研究成果，必须解决怎么样能推陈出新、不复述前人论述的问题，思考如何建立与以往研究不同的学理体系。《还原》诸书启示我们人文科学研究最根本的就是应具有“贯通”意识与创新的气度与眼界，以史学为依托，以文学规范生命，充分调动各种文化人类学研究手段以还原诸子，其研究的题内之意即是弥补历史材料的断裂，尽其可能地恢复诸子曾经存在过的生命过程。就像《庄子还原》关注庄子生命历程与思想脉络，走进返回事物发生之根本、上溯文学之源头的研究空间，并为后代文学接受现象找到更好的解释。
《还原》诸书立足于中国文学的经验和智慧，融通东西方的理论视野，探索具有现代中国特色的学理体系，即遵循八字真言“还原——参照——贯通——融合”，这种研究思路可供治学者学习和借鉴。人文学者的学术眼光一旦被孤立起来，限定于狭小的范围便很难走出来，易被自己设置的圈子所紧紧束缚，只能在这个圈子里呼吸、活动，可能会成为极为遗憾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