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重水复何为径 “反差”辟蹊又一村
——中学议论文写作构思新说
薛宝应
如果说渴求新奇事物是人的天性，那么用已有的知识按固定思路去分析、推理、判断，就是人的思维惯性了。文章贵在创新，而“反差”正是一种较灵活、较实用的创新方式。它以多向思维为前提，但舍却了其临近点；它以逆向思维为重点，又扩展了其单向性，是中学议论文写作构思中的一个新的突破口。
为了方便起见，我们先从观点的反差谈起。
魏文侯问大臣李克：吴国灭亡的原因是什么？
李克说：因为屡战屡胜。
这里，我们不难想像文侯的惊讶神态，更不难想像他急欲知道答案的迫切心情----这就是“反差”效应。因为面对一个有违常理的观点，就像面对一只追逐猫的老鼠一样，人们必然会产生强烈的悬念。
当然，新颖的反差观点，还需辅以合乎逻辑的理由。如果逐猫之鼠为电动玩具的说理有些牵强附会，那李克之理就得力得多。他说：屡战则人民疲困；屡胜则君主骄傲。以骄傲的君主去统治疲困的人民，这就是吴国灭亡之因。
由此看来，所谓论点反差，其实质就在于角度转换，而这种转换的区别度越大、越新，效果也就越好。比如“杀鸡给猴看”的俗语论点，从同、异类反差示警角度，可拟“杀猴给鸡看”（或“杀鸡给鸡看”）、“杀猴给鸡看”；从对象、地位等反差角度，可拟“猴子杀鸡给猴看”、“杀了猴王给鸡看”等等。
由此类推，我们不难拟出更多、更新、更好的反差论点来。
如：
“狠钻牛角尖，苦求所以然”
“美是一种负担”
“人应当做点错事”
“学会懒惰”
……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观点的反差，是在人们常规式的定势思维中独辟奇径、独树一帜，发人所少发或未发的见解，其宗旨在于完善真理，而不是改变真理。否则，颠倒黑白、指鹿为马岂不天下大乱？
我们说过，观点的新、奇、反能否成立，还得靠有力的证据去证实。那么，在论点具备的情况下，论据是否也能“反差”？读完了下面这个故事，你就会找到答案。
郭子仪“退休”后，皇帝赐给他一个汾阳王府，兴工建造时，他常拄杖去监工。一天，他对一个泥水匠说：“墙要砌得坚固结实，经久耐用”。可这个工匠说：“我们在长安盖了数不清的深宅大院，只见房屋换主人，未见过塌房的”。郭子仪听后，猛然明白了什么，再也不来监工了。
好一个“人换房不塌”，正是这种以人论房的反差论据，使得认真过头的主人以“顿悟”作结。
任何一种观点的形成，都有多种制约因素，而我们往往只发现或利用了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在大片的尚未开发的领域里，最具创造性、最具震撼力的往往在已知的背后。我们常常嘲笑东郭先生的“蠢”和南郭先生的“装”，是因为前者救过一只狼，后者混了几年饭，这几乎已成千古铁案，有谁敢为这样的“蠢”和“装”辩解几句，没准会获得“西郭先生”的称号的。如此说来，要“反差”，不光要有“识”，还需要有“胆”，那就让我们放开胆量一起来当回律师，为二位先生“辩护”几句。
首先，我们说“东郭救狼，纯属‘善’行”。理由呢？一、狼是有恶名的，但是这只狼在被救前却未有恶迹，至少救者不知；二、救出后露出恶相，罪在狼而不在人。正如我们现在的扶危济困救人，谁能保证对方是善非恶呢？三、蒲松龄笔下的张生、王生、某生救过那么多的狐妖鬼怪，非但无祸无错，而且有福有功，这又作何解？……结论：如果把东郭“善”的行为叫做“蠢”我们完全可以提倡这种“蠢”。否则对有过前科的失足者（此狼大概不在此列）谁还敢伸出援助之手呢？
南郭之“装”，错在那个允许“装”的环境。就其本人来说：在先，不乱发一音以扰丝竹，其心不恶；在后，存羞耻之心且不以“赂”而留，其行亦正。若能就这几个方面联系现实的话，不如南郭者数以万计，而单单的嘲讽先生，岂有此“理”？
以药治病，须按处方服用。反差思维中的论证方法，犹如奇药与痼疾之间的良方一样，更要全面考虑，特殊选取。
就一般情况而言，我们所用的“反证法”和“对比法”都可归于“反差论证”的范畴，但要使之出奇效，光有一个空洞的概念是不够的，还得在具体运用上做文章。
《古今笑》载：张角作乱，向栩对皇上说：“不需兴兵。但遣将于河上，北向读《孝经》，贼自消灭”。
这里，读《孝经》可灭乱贼，其荒谬性人人皆知，可“反证法”正是这样以证明相反行为的谬误来树立自己正确的观点的。拿这个故事再联系实际，我们现在的报刊杂志对“腐败者”的劝导、感化又与此何异？这样用来，那就又成了“对比法”——古今对比了。
综上所述，我们在论点、论据和论证方式中提倡“反差”，目的在改变那种老生常谈、无病呻吟的空泛议论，是发现，而不是歪曲；是创新，而不是猎奇。但任何事物都有个“度”的限制，就像对药的使用一样，如不分病症，不顾药理一味地去标新立异，那就非但无益于治病，且向之“寿民”，今亦变为“殇子”矣。
（此文被中国教育学会《语文教研成果集成》收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