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人格魅力和道德法则
阳春时节，西花厅的海棠花又要开了。
伟大的人格是超越时空的。周恩来同志离开我们已近40年，但是人们还是常常想起他、说到他，亲切自然，斯人如在眼前，他喜爱的一树树海棠也宛若绽放身畔。周恩来的人格魅力体现在许多方面，比如仁爱、牺牲和宽容，其中犹以第一点为最。
爱人者，人恒爱之
我在《大无大有周恩来》中谈到周恩来有六个“大有”，其中第一个就是“大爱”。我们的文化史、思想史上，对“爱”有过误解、走过弯路。殊不知中国共产党是从同情被压迫者出发，热爱他们，因而产生革命的动机和动力，最后获得他们的拥护。爱是人类的本性，是人与人之间的纽带，也是政治家团结民众、改造社会、创造世界的动力之一。
周恩来式的爱，有三种表现：
一是仁爱待人，即从人性出发的爱。他对所遇之人，只要不是战场上的敌我相见，在大是大非的前提下，都怀有一种人道主义的慈悲，给予真诚的帮助。因此政治、外交在他那里有了浓浓的人情味。1949年国共胜负大局已定，国民党只是为争取时间才派张治中率团到北平与中共和谈，这当然不会有什么结果，最后连谈判代表都自愿留而不归了。但张治中说，别人可以不回，我做为团长应该回去复命。本来一场政治故事到此已经结束，周恩来也已完成使命，可以坐享胜利者的骄傲。但一场人性的故事才刚刚开始，周恩来说：“西安事变时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位姓张的朋友（指张学良为蒋所扣），现在不能再对不起另一位姓张的朋友。” 他亲自到六国饭店看望张治中，劝他认清蒋介石的为人，绝不可天真，并约好第二天到机场去接一个人。翌日，在西苑机场张治中怎么也不敢相信，走下飞机的竟是他的夫人。原来，周恩来早已通过地下党把和谈代表们在国统区的家属安全转移，谈判一有结果就立即接到了北平。
二是善解人意，无论公私尽量多为对方考虑。我国一家乐团出国访问前擅改日程、自定曲目，周恩来批示：“我们完全不为对方设想，只一厢情愿地要人家接受我们的要求，这不是大国沙文主义是什么？”他对同志无微不至的关怀，几乎是一种本能。朝鲜战争乔冠华是中方的谈判代表，他是只带了一件衬衫去前线的，没想到一谈就是两年。1952年，周恩来就派乔冠华的妻子龚澎去参加赴朝慰问团，顺便探亲。
周恩来的“六无”中有一无就是“生而无后”，这是周恩来和邓颖超永远的痛。但是，痛吾痛以及人之痛，周恩来更以一颗慈爱的心帮助着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日本著名女运动员松崎君代婚后无子，周恩来就安排她到北京来看病，终于得子。周恩来就是这样按照他的爱心、他的逻辑，平平静静地办他认为该办的事。
三是大爱为民，把基于人性的爱扩大到对人民的爱。政治家的爱毕竟不同于宗教家、慈善家的爱，他不是施舍而是施政，是从人性出发的。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有民本、仁政的思想。孟子讲：“政在得民”；范仲淹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虽然历史上所有的进步力量的宗旨都是为人民，但将这个道理贯彻到底的是中国共产党，《共产党宣言》讲无产阶级先解放全人类，最后才解放自己。中国共产党更把其宗旨具体为一句话：“为人民服务”。周恩来把对人民之爱落实得非常彻底。
1946年10月，周恩来在上海纪念鲁迅逝世10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说中这样说道：“人民的世纪到了，所以应该像条牛一样努力奋斗，团结一致，为人民服务而死。”解放后他常说：“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的。”“文革”中他的胸前始终佩戴“为人民服务”徽章，以此勉励自己永远把人民的利益放在最高位置。他一有机会就“促生产”、安民生。1972年到1973年间，甘肃定西连续22个月无雨，百万人缺粮，数十万人缺水，又值“文革”大乱，病床上的周恩来听了汇报后伤心落泪：“解放几十年了，甘肃老百姓还这么困难，我当总理的有责任，对不起百姓。”刚做过手术的他用颤抖的手连批了9个不够，又画了3个叹号：“口粮不够，救济款不够，种子留得不够，饲料饲草不够，衣服缺得最多，副业没有，农具不够，燃料不够，饮水不够，打井配套都不够，生产基金、农贷似乎没有按重点放，医疗队不够，医药卫生更差等，必须立即解决。否则外流更多，死人死畜，大大影响劳动力！！！”“文革”前北京常有大型群众集会，一次散会时赶上下雨，他就让政府负责同志在广播里提醒各单位回去后熬一点姜汤给大家驱寒。他办公和居住的中南海西花厅墙外正好是14路公共汽车站，很吵闹，有人建议把汽车站挪开。周恩来说，我们办事要从人民方便着想，不同意挪。直到现在，14路汽车站还设在那里。他的这些举动纯出于爱心，毫不作秀。我们可以对比一下，江青住庐山宾馆，嫌山涧流水扰眠，就下令将涧底全部铺上草席；住广州，嫌珠江上汽笛声扰眠，就下令夜船停航。做人做官，如此大的差距。
同样是以人民的名义干事业，仍可细分出几种类型：有的把这事业连同人民当做自己功业的道具，虽功成而劳民伤财；有的把自身全部溶化渗透到为人民的事业中，功成而身退名隐；而有的干脆就是骑在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为人民服务，关键是真的有仁爱之心。
无我者明，无物者公
牺牲是一种自愿的付出，有爱才有牺牲。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牺牲属于“义”的范畴，大公无私、勇于牺牲是一种美德。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观也弘扬这种精神，更又给予其新的含义。马克思在早期作品《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写道：“历史承认那些为共同目标劳动因而自己变得高尚的人是伟大人物，经验赞美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宗教本身也教诲我们，人人敬仰的理想人物，就曾为人类牺牲了自己——有谁敢否定这类教诲呢？”毛泽东更是从司马迁说到张思德，“为人民的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无论古今中外，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学说还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都视为社会公义而牺牲私利为高尚。这是基于人类的本性。
周恩来是一个大爱大牺牲的典范。他当了总理，在一般人看来已显贵之极、荣耀之极，而在周恩来则真正开始了生命的磨难、消耗与牺牲。我们任选一天工作日记，看看他的工作量。1974年3月26日——
下午三时：起床；
下午四时：与尼雷尔会谈（五楼）；
晚七时：陪餐；
晚十时：政治局会议；
晨二时半：约民航同志开会；
晨七时：在七号楼办公；
中午十二时：去东郊迎接西哈努克亲王和王后；
下午二时：休息。
这就是他的工作节奏。周恩来规定凡有重要事情，无论他是在盥洗室、办公室、会议室，还是在睡眠，都要随时报告。很多人都记得晚年周恩来那张著名的坐在沙发上的照片，枯瘦、憔悴，手上、脸上满是老年斑，唯留一缕安详的目光，真正已油灯耗尽，春蚕到死，蜡炬成灰，鞠躬尽瘁。
除了身累之外还有心累，即精神上的牺牲。民以食为天，老百姓的事办不好，国家要翻船；决策者有任何失误，国家也要翻船。我们知道周恩来是很喜爱戏剧的，有一次工作人员发现他在纸上无奈地抄录下两句戏文：“做天难做二月天，蚕要暖和参要寒。种田哥哥要落雨，养蚕娘子要晴干。”“文革”中他暗地里保护老干部、抓生产、恢复秩序、打破外交僵局，这又被视为“右”。一次服务员送水走进会议室，竟发现周恩来低头不语，江青等正轮流发言，开他的批判会。但是，走出会议室后，周恩来又照样连轴转地工作，尽力解放干部，恢复秩序。邓小平说：“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文革”中周恩来说过一句让人揪心的话：“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这是把一切都置之度外的牺牲。
周恩来的牺牲精神还有一个更严格之处，我称之为“超牺牲”。他有“十条家规”，除了要求自己，也同样要求家属、部下和身边的人。周恩来严于律己，勿使有一点灰尘，不留下一点遗憾，这样，亲属部下也跟着做出了牺牲。这和官场上存在的为家属谋利、提拔重用亲信的某些人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我曾有缘与周恩来的两代后人相熟，他们都未脱此例。侄女周秉建“文革”中到内蒙古草原插队，数年后应征参军。她很兴奋地穿着军装来看伯父，周恩来说，让你去插队就要在那里扎根，结果她脱了军装重回牧区，嫁给一个蒙古族青年。国家恢复高考，周恩来的侄孙女周晓瑾从外地考到北京广播学院。这时总理已经去世，孙女很兴奋地给邓颖超奶奶打电话，要去看她。邓颖超先让秘书到学院去查档案，看是否真是靠成绩入学的，查过无事后才见面。周恩来住的西花厅年久失修，特别是地板潮湿，对他的身体很不利。一次乘他外出，秘书将房间简单装修了一下。他回来后大怒，秘书被调出西花厅。当然，当年这样严格的不只是周恩来一人，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无私品格，不过周恩来做得更无私、更彻底。
周恩来的牺牲精神叫人一想起就心中隐隐作痛。人心是肉长的，谁无感恩之心？当年，泪水洗面万巷空，十里长街送总理成了共和国史上悲壮的一页。时已80高龄的胡厥文老人诗中写道：“庸才我不死，俊杰尔先亡。恨不以身代，凄然为国伤。”总理爱人民，人民爱总理，这绝不是简单的领袖与公民的关系，而是人心、人性的共鸣。
大足以容众，德足以怀远
仁爱是讲人心的主观出发点，是“善根”；牺牲是讲处理个人与外部世界关系时的态度，是一种无私的境界；包容则是对爱心和牺牲精神的实践检验，是具体行动。当仁爱之心和牺牲精神变成一种宽大包容时自然就感化万物，用兵则不战而屈人之兵，施政则无为而治，为人则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周恩来以惊人的度量和个人的魅力为中国共产党团结了不知多少朋友、多少团体、多少国家。这就是为什么在他去世后普天同悼，连曾经的敌人也唏嘘不已。一位党外人士说，长期以来，提起共产党，脑子里就浮现出毛泽东、周恩来的形象。美国《时代》周刊上世纪40年代驻华记者白修德说，一见到周恩来，自己的“怀疑和不信任几乎荡然无存”。解放初，亚洲、澳洲国家的工会代表应邀来中国参加亚洲、澳洲工会会议，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出现时会场喊“毛主席万岁”，一澳洲代表不解，问为何不喊周恩来万岁，等到周恩来过来与他握手时他就喊“周恩来万岁”，周恩来忙示意不要翻译。这是周恩来的严谨，也是他的自律，但实际上不知道国内外有多少人早把周恩来看做心中的偶像而向他敬礼。
周恩来的包容集中体现在如何对待反对过自己的人，甚至是曾经的敌人。20世纪30年代初，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失败，周恩来是中共“特科”的负责人，专门对付国民党特务，张冲是国民党的特务头子，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中统”前身）总干事，两人曾经是死对头。张冲成功策划了“伍豪事件”，在报上造谣周恩来已叛变，给周恩来的工作造成极大的被动。“西安事变”后，为了民族存亡国共二次合作，周恩来、张冲各为双方谈判代表，周恩来竭诚相待，两人遂成好友。抗战还未成功，张冲病逝，周恩来提议为其追悼会捐3万元，亲自前往哀悼并致送挽联：“安危谁与共，风雨忆同舟”，并发表讲演，语不成声，满座为之动容。他在报上撰文说：“先生与我并非无党无见，唯站在民族利益之上的党见，非私见私利可比，故无事不可谈通，无问题不可解决。先生与我各以此为信，亦以此互信。” 这件事在国民党上层的影响，如同引爆了一颗炸弹。当时的重庆特务如林，周恩来的一举一动都在监视之中，随时有生命危险。而周恩来却平静地广交朋友，编织了一张真诚正义的大网，反过来弥盖整个重庆，戴笠也无可奈何。此时，周恩来手中的武器并不仅是党纲、政见、主义、学说等，更是举世认同的理想信念、传统道德和个人魅力，是与人为善的赤诚之心。
周恩来的包容精神还体现在他处理党内关系。中国共产党诞生于复杂的历史环境中，又经历了漫长的成长历程，党内高层人员文化背景复杂、性格各异。半个多世纪以来能将这样一个党团结在一起，离不开党的严明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也离不开像毛泽东、周恩来这样心怀天下百姓的共产党员。从陈独秀始，经过瞿秋白、李立三、向忠发、博古、张闻天直到毛泽东，周恩来与六任主要领导人都合作过，并与毛泽东合作始终。靠什么？靠坦诚、谦虚、忍让、包容，靠宰相肚里能撑船，无论新中国成立前后，无论在党在政，周恩来都是处在关键位置，关系全局。长征中周恩来说服博古请毛泽东出来工作，又把红军总政委一职让给张国焘，保住红军和党不分裂。“文革”中周恩来亲自出面请被冲击、被迫害的外国专家及其家属吃饭，并赔礼道歉。周恩来一生以柔克刚，赢得人心，赢得生前身后名。
包容是一种博大的胸怀，清澈见底，容纳万物，它使仇者和，错者悔，嗔者平，忌者静，使任何人都不可能有不接受的理由。南非总统曼德拉曾说：“当我走出囚室，若不能把悲伤与怨恨留在身后，那么其实我仍在狱中。”诚哉其言！在历史的星空中，周恩来就如同那些让人们举头仰望就灵魂澄净的星辰。
人类历史其实是一部文化史、道德史、人格史，而无论怎样的历史都不能背离人的思想和道德。如马克思所说：“我们的事业是默默的，但她将永恒地存在，并发挥作用。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这也应了康德的那句话：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心中越是充满不断更新的认识和有增无减的敬畏，这就是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定律。
我们怀念周恩来，年复一年为他洒下热泪，默默地体悟着他那些源于人类本性的道德法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