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的母亲，我写的不少了。二十年代初期，在美国写《寄小读者》时写了她；三十年代初期，她逝世后，我在《南归》中写了她；四十年代初期，我以“男士”的笔名写的《关于女人》，这本书中写了她；同时在那时候，应《大公报》之约，再写《儿童通讯》，在“通讯三”中又写了她。这些文章在《冰心文集》中都可以找到，也可以从这些文章中看出她是怎样的一位母亲。
我想，天下没有一个人不认为自己的母亲是最好的母亲（当然也有例外）。但是母亲离开我已经五十七年了，这半个世纪之中，我不但自己做了母亲，连我的女儿们也做了母亲。我总觉得不但我们自己，也还有许多现代的母亲们，能够像我母亲那样得到儿女的敬爱。
关于母亲的许多大事，我都写过了。现在从头忆起，还觉得有许多微末细小的事，也值得我们学习。
我记得民国初期，袁世凯当总统时，黎元洪伯伯是副总统，住在东厂胡同（黎伯伯同我父亲是北洋水师学堂的同班同学，黎伯伯学的是管轮，父亲学的是驾驶）。父亲却没有去拜访过。等到袁世凯称帝，一面把黎伯伯封为武义亲王，一面却把他软禁在中南海的瀛台里。这时父亲反常到瀛台去陪他下棋谈话。我总听见母亲提醒父亲说：“你又该去看看黎先生了。”她听父亲说瀛台比我们家里还冷，也提醒父亲说：“别忘了多穿点衣服。”
母亲从来不开拆我们收到的信件，也从来不盘问我们和同学朋友之间的往来，因为她表示对我们的信任和理解。我们反而不惮其烦地把每封信都给她看，每件事都同她说。
她从来不积攒什么稀奇珍贵的东西。她得到的礼物，随时收下，随时又送给别人。
她从来没有“疾言厉色”，尤其是对佣人们，总是微笑地、和言悦色地嘱咐指挥着一切。
她喜爱整洁，别人做得不周到时，她就悄悄地自己动手。
我看见过她跪在铺着报纸的砖地上，去扫除床下的灰尘。
母亲常常教导我们“勤能补拙，俭以养廉”的道理。她自己更是十分勤俭，我们姐弟的布衣，都是她亲手缝制的。她年轻时连一家大小过年时穿的绸衣，也是自己来做。祖父十分喜欢母亲的针线，特别送她一副刀尺，这是别个儿媳所没有的。她做衣服还做得很快，我的三个在中学的弟弟，都是一米六七的个子，母亲能够一天给他们做出一件长衫。那时当然没有缝纫机！
她是个最“无我”的人！我一直努力想以她为榜样，学些处世做人的道理，但我没有做到……
1987年12月23日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