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08月25日13:49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妈妈冰心常说：教育是教书，育人。教育者要首先热爱、尊重被教育者, 要热爱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教育者和被教育者都是人，他们相互是平等的。教育者包括父母，尤其是母亲，她们是孩子的第一位老师，也包括长辈、媒体和同龄人。在教育的过程中人们不仅在传递知识、技能、治学、研究和看问题的态度和方法，更重要的是在传递如何做人的价值观。妈妈对我们子女的教育是很超前的。她是用普世的价值观教育我们：自由，民主，平等，独立，博爱，公民的责任和义务。她是用身教和言教的方法。她是我的榜样。
妈妈1900年出生在福建的福州。她是女孩，但没有被缠足，她的耳朵也没有被扎上耳眼。她是被当作一个人，一个大写的人培育成人的。她有自己的个性、爱好和尊严与人格。谢家掌门的男性，她的爷爷和爸爸从来没有因为她是女孩而歧视过她。妈妈从小聪明、好学，爱看书。妈妈的爷爷是个“教书匠”。当妈妈11岁回福州时，和爷爷住在一起，爷爷屋里是满屋满架的书，成了妈妈的乐园。第二年她考上了福州女子师范学校预科，爷爷对她说：“你是我们谢家第一个正式读书的女孩子，你一定要好好地读呵。”她的爸爸喜欢她，从小让她女扮男装。她爸爸教她打枪、骑马、划船，带她上军舰。在向朋友或同事介绍她的时候，他总说：这是我的女儿，也是我的儿子。她首先是人，才是女人。她的妈妈在她成长的过程中告诉她，作为一个女人，既要有家庭，也要有职业，一定要在经济上自力更生，一定要靠自己。她的长辈、爷爷、妈妈和爸爸对人都很平等，给予她自由发展的空间。
1920年协和女大与司徒雷登先生创办的燕京大学合并,由于燕大以自由学风、薪俸待遇、工作条件、美丽校园和舒适住宅的吸引，短短几年一批学术界卓有声誉，富有经验的名教授、学术大师纷纷转到燕大任教。妈妈不仅听到大师的授课，而且还根据“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的校训积极参与社会实践，并受到鼓励。
在燕京大学期间，妈妈不仅看到在中外教师、学生、员工和附近的农民及市民中普世价值观有实施的可能性，而且在现实生活中得到了实践。她真是如鱼得水，极其活跃，她是燕大女校“学生自治会”的一个成员，学生们都很热心做社会福利工作，就是现在的志愿者。而每兴办一项福利工作，“学生自治会”得自己去筹款。当时最容易得到筹款的就是演戏卖票。她们英语班演了莎士比亚的戏，这次演戏的筹款是要为学校附近佟府夹道的不识字妇女义务开办一个“注音字母”学习班。妈妈被派去当校长，就意味着找校舍，招生，请老师等等。她在办学的过程中得到了锻炼，并从那些妇女学员身上学习和了解了许多东西。在燕大每一位师生，中国人，外国人，教职员工都是平等的，人与人之间是团结友爱的。燕京大学只存在了23年，培养了不到一万名学生，但是一直到现在，燕大的学生还深深地留恋着他们的校园、老师、同学和职工。“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的校训已经融入他们的身心。其影响远远超过了燕京大学存在的年限及人数，他们还在影响着更多人的人格与良心。
妈妈从1923年至1926年在美国东部的威尔斯利女子大学读文学硕士。遗憾的是，妈妈刚到不久因吐血住进了疗养院，她得到了许多美国老师和同学的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或许就因为你是尊重普世价值的人，平等友善待人，就能成为好朋友。妈妈得到了许多的爱。其实，爱、音乐、美术都是超国界的。人类都应该分享人与人之间的爱，能欣赏各种音乐和美术。妈妈爱的思想得到了丰赡的滋养。1926年妈妈回到母校燕京大学国文系当教师。她爱她的每一个学生，不仅关心他们的学业，更关心他们的为人，交友，成家。她用这种价值观教育我们，她说家有家规，国有国法。在我们家，父母和我们是平等的。他们从来没有说过：“我是你妈”或“我是你爸”这种不讲道理的，专制的，自上而下的压服。他们和我们讲道理。从小妈妈就告诉我：你先是人，才是女人。人，要靠自己的人品、智慧、双手安身立命。绝不能靠父母、丈夫，靠关系。妈妈重视教育，特别是爱的教育。妈妈很爱我，她经常拥抱我，亲吻我，抚摸我，给予了我很多的爱，使我感到自信，知道爱是可以分享的。这个爱字是繁体字的“愛”，有一个“心”字。而爱是有责任的。她培养我懂得爱，懂得欣赏和呵护生命。生命包括植物，动物和人。绝对不能去伤害生命。对人要讲诚信，不说假话、脏话，不骗人、不打人、不骂人，不欺负比自己小的孩子，不随地丢垃圾，不要做任何伤害和影响他人的事。抗战时，全家逃难，家境不好，只有周末“打牙祭”，吃荤菜。平时每天只要放学后马上回家，不在外面玩，妈妈就会给我和姐姐小点心吃。每人两三块饼干，不够吃，我们有时就会偷。妈妈发现后就先启发我们自己承认错误，如果抵赖，她就用很特殊的办法惩治我，用肥皂刷牙，让我喝去掉糖衣奎宁药的水，非常的苦。这让我记一辈子，不能说假话，做错了事，要承认，要说真话，这才是改错的第一步。
妈妈认为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基石。妈妈一直关心把我们三个孩子带大的富奶奶的女儿黄秀琴的学业。她在北平读完高中，1940年我们从云南搬到重庆之后，她由我爸爸妈妈的朋友带到重庆，后就送她到复旦大学读书，费用由爸爸妈妈供给。我记得在1945年抗战一胜利，爸爸未来的工作可能会有变化的时候，妈妈和爸爸已经决定马上先把哥哥和姐姐送到北平的大舅母家，让他们尽快接受正规的教育。这样哥哥就进了育英中学，姐姐进了贝满女中。这两个学校后来合并就是现在的166中学。1946年底爸爸和妈妈带我去了日本的东京。那时很难给中国去的小孩找到合适的学校，1947年妈妈就和代表团里一些太太们商量，办起了代表团的中文小学，太太们分教各个科目，妈妈做起了校长。她们怕中国孩子忘了国文。1951年我们从日本回到北京，第二年春我和姐姐进了慕真女中，现在的125中。
根据周恩来总理的建议，我和姐姐都学外语。1960年初夏我从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后，英语系总支动员我留校当了老师。在当学生和老师期间我从来都没有停止过社会工作。同学喜欢我，选我进了英语系的学生会。在劳动期间我负责英语系师生的劳动、安全、伙食、住房等等工作。当老师以后，我负责系的工会活动和全系学生的英语课外活动。我很看重服务，要花上许许多多的精力和时间，同时也学到了许多知识、技能和协调的方法。工作能力大有提高。妈妈都为我感到高兴，因为她看重服务。她当学生的时候也是这样，充满精力，热情和活力。
上世纪80年代初，我作为访问学者去了美国麻省理工大学，选听了不少课程：历史、社会学、社区发展、都市社会学及有关社会性别和妇女发展等课程。回国后我越来越关注社会的公平、公正和人的各种权利，尤其是妇女的权利。1984年我当选海淀区人民代表，妈妈在我当选后把她的1954年及1982年全国人大发给她的宪法给了我，要我学好宪法，用好宪法。
1989年，加拿大使馆要我协助加拿大国际发展署来华执行机构在执行项目时能确保妇女受益。这样我就有机会到中国的西部贫困省份做项目。1990年夏我去了甘肃会宁，一个老革命根据地，是一、二 和四方面军会合的地方。尽管已经解放了这么多年，自然条件仍然恶劣，干旱、沙漠化严重，人民完全是靠天吃饭。那年正好遇到干旱，小麦和棉花长得只有半尺高，连种子都收不回来。附近没有水，饮水要到很远的地方去打，一走就要一天，等水的队伍长长的。孩子夏天没有鞋子穿，上身是赤裸的，有的孩子光着屁股。房子是土坯的，又破又旧，屋里的炕已经不能用了，有裂缝。越是贫困人家，孩子就越多。凡是没有生男孩的女人都会被人议论讥笑，受欺负。在那里白天男人出去了，只要敲门问家里有人吗？回答的一定是女人的声音：没有人。听到这样的答复使我心酸，落泪。因为她们是女的，不是户主，不识字，人们不把她们当人。
我每次出差回来都和妈妈分享我所看的到和听到的一切，并决定了我后半生要做的事：要改变中国，就要改变农村。要改变农村，就要改变妇女。教育一个妇女等于教育一家人，几代人。中国的农业劳动力中妇女占70%以上，80%以上的妇女都有妇女病。中国仍有文盲，因为在我们的扫盲班里有应在正规小学或中学读书的孩子。
1990年我的朋友谢丽华办起了第一本为农村妇女办的月刊《农家女百事通》。钱是一大问题，我的任务就是宣传，弄钱。我们有了杂志作为载体，通过这个渠道，听到了基层姐妹的呼声及需求，她们要求学习文化和技术，改变自己和家园。这就是自下而上的呼声。我们这个组织之所以能发展到今天，就是因为我们坚持倾听姐妹们的需求，就是坚持自下而上的民主作风。1996年我们就开始了扫盲工作。改变生活从识字开始。我们是赋权，使她们知道她们是大写的人，她们先是人，才是女人。每一个人都是一座金矿，有极大的潜力。我们通过行动使每一个姐妹增加自信心。 我们的理念是先学做人，再学做事。我们不给你鱼，我们教你捕鱼。人要懂得爱，说真话，做成事才能有诚信。在家，做事都要善于听，倾听。这样才可能和谐。人人有饭吃，人人有发言权，在一个家里，一个村里，一个社区里，一个国家，我们这个世界里，都应该是这样。
上世纪90年代初期，我又有幸去了妈妈的老家福建长乐的横岭村，看了村里的小学。条件极差，教室的地不平，孩子坐在长凳上就像坐跷跷板，图书馆也不像样，回来就告诉了妈妈。那天正好她收到3400元的稿费，她让我马上捐给她老家的小学。后来福建省领导来，妈妈又要捐两万元办教育。1995年在庆祝妈妈95岁生日的时候，出版了七卷本的《冰心全集》，得到稿费9万多元，她全部捐给了农家女。1998年当我们决定在昌平办“农家女实用技能培训学校”时，妈妈的稿费就划拨到了学校，成了建校的第一笔费用。我们为了满足农村姐妹的需求，从1999年开始招生，我们办了妇女参政、妇女市场、月嫂等创业班；我们还为16岁至20岁辍学女孩办了计算机、农村幼儿园老师等多个培训班。她们如果愿意留在城市我们帮她们找工作，如果愿意回家，她们有了公民的权利和责任意识，又有了技术，她们可以自己创业或做其他工作。我们已经培训了1万多名妇女及女童。
我们是一所民办学校，要自己筹款。由于我们关注农村妇女及女童的教育，符合世界公平、公正发展的潮流，也符合一个法治中国的需要。我们得到了国际、国内企事业单位、基金会的支持；也得到了北京市、区政府的支持； 还得到了个人捐款，包括我们自己的成人及女童学生的捐助。她们尽管在学校的时间不长，但是她们感受到校训“团结，自立，分享，共建”的力量。她们希望给更多人创造学习的机会。这也使我想到了妈妈和燕京人为什么会永远记住“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的校训，并能指导他们的一生。普世价值的教育力量大无边，就像原子的裂变。我的任务就是要像妈妈一样，好好地办学，努力地筹款，使更多的农村姐妹能分享到教育改变人生，改变社区，过上人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