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胡愈之，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有分量的人物。上世纪数十年间，他们在编辑刊物，参与社会活动，收藏研究古籍善本诸方面，分别做出了重要贡献。有意思的是，他们竟然相互写作过悼念对方的文章。悼念者，总是一方逝世在先，怎么可能出现相互悼念的情形呢？
共事商务印书馆
“我们在二十几年里，没有间断过一天的友谊。”
郑振铎与胡愈之的交谊，形成于他们当时共事的商务印书馆。1914年，胡愈之因为家境，告别了学生生涯。父亲托人将几篇作文交给商务印书馆主持人之一的张元济先生，在张先生认为“还可以”后，胡愈之便进了这所著名的出版机构。当时，胡愈之与大多数年青人一样，喜好文学，与弟弟胡仲持一道翻译了不少俄国文学作品。故此，1920年郑振铎和沈雁冰等发起成立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文学研究会”时，胡愈之也是该会在上海的积极发起者和参加者之一。这是他们结谊的开始。1921年，郑振铎也进了商务印书馆，他们的关系便更紧密了。之后，用郑振铎的话形容：“我们在二十几年里，没有间断过一天的友谊。”
参加了“文学研究会”之后，胡愈之积极向《小说月报》及后来的《文学旬刊》投稿，还协助郑振铎编辑《文学旬刊》杂志。可后来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因文学主张而发生了激烈争辩，胡愈之感到文学界这种派别之争很“麻烦”，便转移兴趣，向新闻和国际问题研究方向努力。这样的转变并没有影响他与郑振铎之间的友谊。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惨案发生，由于租界工部局等压迫，真相报道不出来，连著名的《民国日报》也无法报道实况；有的报纸连总商会宣布罢市的消息也不敢登。此时，商务印书馆的一些职工，决定自己来办一张报纸开展宣传。此报命名《公理日报》，大都是“商务”编译所同仁凑钱开办，主要有郑振铎、王伯祥、叶圣陶等编辑，胡愈之凭借自己与新闻界的广泛联系，从其他报纸获得一些他们不敢登的稿子，拿给《公理日报》发表。胡愈之与郑振铎相互配合，友谊自然进一步加深。
1927年“四·一二”惨案当天，胡愈之前去调查。在上海宝山路一带，见到了不少死难者，这其中还有妇女和儿童。当时天下了一阵大雨，胡愈之走过时，看到马路上的积水都被血染红，他异常愤怒。回到家后，他立即草拟出一封抗议信。在征求了几位友人的意见后，共同署名寄给了当时国民党重要的负责人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
“自北伐军攻克江浙，上海市民方自庆幸得从奉鲁土匪军队下解放，不图昨日闸北，竟演空前之屠杀惨剧……国民革命军为人民之军队，为民族解放自由而奋斗，在吾国革命史上，已有光荣之地位，今乃演此灭绝人道之暴行，实为吾人始料之所不及。先生等以主持正义人道，负一时物望，且又为上海政治分会委员，负上海治安之最高责任，对于日来闸北军队所演成之恐怖状态，当不能恝然置之……党国大计，纷纭万端，非弟等所愿过问，惟目睹此率兽食人之惨剧，则万难苟安缄默。弟诚不忍见闸北数十万居民于遭李宝章、毕庶澄残杀之余，复在青天白日旗下，遭革命军队之屠戮，望先生等鉴而谅之，涕泣陈词，顺祝革命成功！”
这封信不仅寄给了几位文化界著名的国民党人士，原稿还送到《商报》发表出来。不久，有消息传来，在信上署名的几位要遭遇不测。在抗议信上名列第一的郑振铎，不得不逃往英国避难。到那之后，他给胡愈之写信，说法国法郎与中国银价比值低，到法国学习、生活比较便宜，希望他也能出国避难。于是，胡愈之向商务印书馆“请假”，并与“商务”主办的《东方杂志》约定，在国外寄稿回来，想用稿费来维持在国外的生活。有了这般联手“赴难”的经历，胡愈之与郑振铎之间的友谊更加深厚。
抗战烽烟起，为了开展好“救国会”活动，胡愈之积极联系了一些有代表性的爱国人士，以聚餐会的形式组织起来，郑振铎、王芸生、萨空了等均在其中。大家每周周一晚上，座谈一次。郑振铎与胡愈之，仍然在一起为国家分忧。抗战时期在香港时，他们彼此还能见面。1940年11月，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胡愈之接受廖承志的安排，前往新加坡担任由陈嘉庚创办的《南洋商报》编辑部主任。后来由于事情变化，胡愈之及战友郁达夫等，转移到苏门答腊，继续进行抗战活动。由于身在国外，各方消息传输不便，就有了后来郑振铎误听胡愈之逝世，撰文悼念的特殊行为。
一个误会
“我还是不相信他的病故的消息，但愿这只是‘海外东坡’般的误传！”
1945年9月，郑振铎听到了一个“不幸”的消息：胡愈之在海外病故。消息引起了郑振铎极大的悲痛。他立即捉笔，草出一纸悼念文章：《悼愈之》。文章一开头，郑振铎急切地介绍：“愈之姓胡氏，名学愚，上虞人，是一个苦学出身的学者……他身材矮小，组织能力却极强。”归结到彼此，郑振铎说：“我们在二十几年里，没有间断过一天的友谊。我们还同事过七八年，几乎天天在一起。”对于胡愈之，郑振铎几乎首先想起了那件与他性格不大一致的作为：“我从来没有见过他有脸红耳赤的情形发生，他永远是心平气和的，永远是和蔼明朗的，只除了一次，他曾经受过极深刻的刺激，态度变得异常的激昂而愤慨。那一次是清党的事件刚发生，他走过宝山路，足下踏着一滩的红血，竹篱笆旁发现了好些被杀的尸身。他气促息急的跑到商报馆，立刻便草拟致几位党国元老的代电，这是他从‘编辑室’的生活转变到政治活动的开始，也是他从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变成了一个实际行动者的开始。”
胡愈之是我国著名的出版家。这方面的成就，许多都领中国风气之先：“他为开明书店主持《月报》的编辑，这是中国杂志界的一个创格的刊物。他为生活书店创办《世界知识》，尽了不少介绍国际新闻和常识的功能。这杂志的性质，也是空前未有的。他决定着《文学》的创刊，《太白》的出版，《中华公论》的编辑，《文学季刊》和《世界文库》的发行。”甚至认为“最生气蓬勃的生活书店的一段历史乃是愈之所一手造成的。”另一件有关出版的事业，也主要是胡愈之的功劳：“《鲁迅全集》的编印出版，也是他所一手主持着的，在那样人力物力缺乏的时候，但他的毅力却战胜了一切，使这二十巨册的煌煌大著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印出。”胡愈之不仅有这样的能力和作为，品质方面也十分杰出：“他组织了许多有力的刊物与团体，但从来不把持着他们；他总是‘功成身退’的。除了几个最亲密的友朋们以外，外边的人没有一个知道他是那些刊物和团体的真正发动者和主持者。”这是事业，对于人：“他宽恕，他忠厚恳挚，对于一切同道的人，他从来没有一句‘违言’，没有一点不满的批评。但他却坚定忠贞，从来不肯退让一步，从来不曾放弃过他自己所笃信的主张和立场，无论在什么环境之下。”
所有这一切，当然会引起友朋由衷地怀念：“日本投降的时候，从内地来的消息，说愈之已经在南洋病故。我不肯相信这悲惨的噩耗。像愈之那样的人，我总相信他是不会便这样的死去的。但消息渐渐的被证实了……难道愈之果真这样的便死去了么？我还是不能相信，不肯相信！”对个人，“在无数的殉难死亡的朋友们里，没有比愈之的失去，更使我伤心，难受的了！”于国家：“温和敦厚，信仰坚定的愈之，如果失去了，将是国家怎样大的损失呢？有多少的建国的工作正在等候着他来组织，来专心一致的干着！他如果失去了，对于这些工作的事业，将有怎样大的影响呢？”基于以上所有，在郑振铎的深心：“我还是不相信他的病故的消息，但愿这只是‘海外东坡’般的误传！”
太幸运了，胡愈之“病故”的消息果然是误传。当郑振铎这份虔敬的悼念文字写成发表之时，胡愈之还活着。尽管如此，郑振铎却以为，消息虽然是误传，可悼念之情是真诚、真挚，值得留念的。所以，除发表外，他还将此文收入自己《蛰居散记》一书中。1951年时，他还把这本书亲笔题字送给胡愈之。据胡愈之回忆：当时郑振铎还开玩笑说：“愈之，一个人能够在生前读到追悼自己的文字，你是唯一的一个了。”
实实在在地追悼
“振铎！现在竟轮到我来写文章追悼你。但是更伤心的是你永远不能读到了！”
1949年之后，郑振铎先后担任了文化部副部长、文物局局长等职；胡愈之也担任过《光明日报》总编辑，国家出版署署长，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等职。他们之间，由于工作性质较近，还是常常见面的。不料1958年10月，郑振铎在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出国访问途中，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之前胡愈之到南方旅游一个多月，刚下火车到家，便从报纸读到郑振铎逝世的消息：“这会是真的吗？飞机在去莫斯科的中途失事焚毁，乘员全部牺牲，其中有几十个优秀的文化工作者和和平战士……而在这不幸的名单中，我首先发现了振铎的名字。”
现在，轮到胡愈之来写悼念文章了。不过这次没有“可能”，是实实在在地追悼了。他立即写出一篇《哭振铎》文章，表达无尽的哀思：“振铎！不过一个多月以前，我们还是时常见面的。你的刚健的姿态还浮现在我的眼前，你的豪爽的谈吐还留在我的耳边，难道我们就永不能再见面了吗？你的身体是健壮的，没有一点衰老的影子。你远没有发挥你的所有的智慧和力量，来完成祖国和人民所要你完成的任务。你丢下了你自己热爱的事业和工作，抛撇了在国内国外无数的朋友和合作者，还有日日夜夜盼望你回来的老母和爱妻……振铎！你就这样地离开人世了吗？”
胡愈之回忆起当年郑振铎写文悼念自己的事情：“振铎！现在竟轮到我来写文章追悼你。但是更伤心的是你永远不能读到了！”很自然的，胡愈之谈到了郑振铎的贡献和精神：“最使我怀念的是你的永不倦怠的工作态度和乐观主义精神。从我们相识的三十多年以来，你总是手不释卷，笔不停挥地日夜工作着……在文学工作中，你是一个多面手，不论在诗歌、戏曲、散文、美术、考古、历史方面，不论在创作和翻译方面，不论是介绍世界文学名著或整理民族文化遗产方面，你都作出了平常一个人所很少能作到的那么多的贡献。”
在胡愈之的眼里：“振铎，你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就在最黑暗的日子里，你对祖国的光明前途仍然是满怀信心的……在整理民族文化遗产，这工作上，你有很大的劳绩，但是有时候也不免有些主观偏见，你爱搜集旧书，成为癖好。这些是你的优点，也容易变成你的缺点……”悼念甚至言及缺点，这是只有相交很深的友朋才可勇于做到。这也进一步旁证了胡愈之和郑振铎彼此相熟、相知的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