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叫高月英，小名占叶子，属占（蛇）的，农历一九二九年十月十九日出生在晋中平原文水县的杭城村。
母亲出生的时候正是她们高家比较兴旺的时期，当时外爷他们兄弟四个都在一起过，大外爷是一家之主，这是一个有三、四十口人的大家庭，我的外爷排行老四，小名就叫四子，大名叫高树旺。大外爷叫高树朴，二外爷叫高树实，三外爷叫高树兴，兄弟四个的名字连起来就是“朴实兴旺”。
大外爷有三儿一女，分别叫双虎、二虎、虎三及俏子。四个外爷里数大外爷最精明，他的三个儿子也都很有出息，大外爷是一家之主，他的大儿子在晋祠地方做买卖，二儿子管杀坊（杀猪宰羊等），三儿子赶马车。母亲的大姐，也就是我的大姨，她是大外爷的女儿，名字叫俏子。大姨嫁到东石侯，大姨夫是一个生意人，也是一个有文化的人，大姨嫁过去时，大姨夫就在武汉租地方做生意，跟姨夫一块做生意的还有大姨夫的弟弟。大姨夫是一个知书达礼安分守己的人，而他的弟弟却是一个吃喝嫖赌五毒俱全的人。为此，当大哥的大姨夫没少操心，最终，要脸面的大姨夫，由于他的弟弟在外面嫖娼丢人现眼，一气之下就投江自尽了。 所以大姨二十多岁就守寡了，守着东石侯王家的财产，也守着他唯一的儿子，我的天贵大哥。天贵大哥比我舅舅小一岁，比我母亲小四岁，大外爷的孙子也有好几个，差不多都和我妈一般大，所以我妈虽然年纪小，但在高家辈份可不小，同样年龄的侄儿侄女及外甥就有好几个。
二外爷死得早，母亲说她也没见过二外爷，二外爷死后留下一个儿子叫毛驴子，当然我就叫毛驴舅舅，毛驴舅舅比母亲大十来岁，母亲说毛驴舅舅的爹死后娘又嫁了，是大家庭里把他养活大的，并给他娶过媳妇，可是他由于从小疏于管教，虽然娶过媳妇仍然游手好闲不务正业，正赶上日本鬼子统治时期让种洋烟，他就染上了烟瘾，由于抽洋烟他把本该属于他的二外爷的那份家产全卖了，后来连媳妇和三岁的女儿也卖了，气得大外爷七窍冒烟，再后来毛驴舅舅把大姨存放在娘家的包袱及里边的值钱东西全给偷走了，那可是大姨她们孤儿寡母的全部家当，大外爷真火了，于是就动了家族也动了家法，毛驴舅舅被打得死去活来，可他就是死不认账，大外爷亲自动手把他捆了，推着他朝村外走去，村外不远就是高家的坟地，大外爷说要把毛驴舅舅活埋了以正家法，快到坟地时二老姑父带着一群本家的长辈拦住，在大家的再三劝导下毛驴舅舅终于认了错，并把大姨的包袱交出来，毛驴舅舅这个败家子后来在二老姑父的精心安排下在交文支队当了八路。
三外爷和外爷种地，高家的地也有几十亩，每年到农忙的时候都得找一些短工过来帮忙。三外爷最老实，老实的甚至有点过分，老大不小了才娶了个媳妇，媳妇嫌他太老实气得早早就瞎了眼，养了一个儿子自己又看不见不能照料，这个叫安子的儿子比我母亲小十来岁，从小就由我母亲照料，我的外爷四十来岁娶媳妇，生了我母亲和比母亲小三岁的舅舅。
母亲常常念叨：我们老高家当年也是“三套二马”。所谓的“三套二马”在当时是最先进的马车，也就是三匹骡子拉着一架马车。
母亲的母亲，也就是我的外婆，她的娘家是在邻村的寨子村。外婆家姓闫，听母亲说外婆的名字叫“听之”，为什么叫这么一个奇怪的名字呢？据说，外婆生下后常常闹病，好几次都快死了，由于家里穷，没钱看不起病，于是只好听之任之，所以我的外婆就叫听之。外婆比外爷整整小了十八岁，外爷是属龙的，外婆是属狗的，也就是说外婆十几岁嫁过来的时候，外爷已经是三十大几了。外婆在十八周岁时就生下了母亲。当时，在高家这个大家庭中，每隔5天轮流做饭。外婆她们做饭时，三外婆因为眼睛看不见只能给她们烧火。外婆既要带孩子，还要做饭，虽然很累，但一家人倒也其乐融融。
然而好景不长，就在母亲八岁那年的秋天，日本兵来了。母亲说，就在日本兵来的前几天，国民党的退兵从太原前线退了下来。于是男人们把她们这些妇女和孩子们关在家里，大门朝外上了锁，不许她们出来。她们看不见退兵是个什么样子，只能听到房子外面乱纷纷的，有人的喊声，有车马走过的隆隆声，整整三天三夜，退兵才退完。当她们从屋子里走出来的时候，才听说退兵把她们家的“三套二马”抓差抓去了。过了几天，赶车的虎三舅舅突然一个人跑回来了，一进门就爬在炕上嚎啕大哭，慢慢地大家才问清楚，原来退兵把虎三舅舅连同车马抓差抓去后，往南走了几天，有一天天黑了在一个地方住了下来，第二天天亮时，虎三舅舅起来看他的车马时，发现三匹骡子全不见了，那些退兵也不见了，只留下一架空车停在那儿……
从此高家就衰败了，而且衰败的一塌糊涂。晋祠的买卖也遭退兵抢了，双虎舅舅一气之下就病倒了，送回老家没几天就死了。二虎舅舅管理的杀房也停了。
不几天，日本兵就进村了。第一次进村的时候，人们都没有防备。隔壁有个二十多岁的媳妇由于来不及躲避就遭到了日本兵的糟蹋。日本兵也进了外爷家的院子里，临走时还在大门边的墙壁上写下了“大东亚共荣”之类的标语。再往后，一发现日本兵要进村，各家各户都把妇女们脸上抹上锅底的黑，连同小孩子们一起关在一间破屋子里，然后把大门朝外上了锁，就这样折腾了不知道多少回。
当时高家的位置在村边上，一出门走不多远就是野地，所以八路军就把这儿作为一个秘密联络点。而当时八路军的地下村公所也在这儿办公。八路军的村长也姓高，是母亲的本家二社大爷，而这个二社大爷的老婆就是我们石侯武家我父亲的亲二姑。所以母亲的二社大爷，也是我父亲的二姑夫。
那个时候，十二三岁的母亲常常带着比她小三岁的舅舅到村口的小碾盘那儿放哨，一发现警备队或日本鬼子进村，马上跑回去报告村公所，屋子里办公的人马上把帐本或文件藏起来。有时候半夜里武工队的人会突然从外面摸回来，母亲就给他们烧水做饭。武工队的人有时会把他们从别的地方抓回来的有汉奸嫌疑的人带到外爷家来审讯，如果审讯过后确认是汉奸的，就拉出去活埋或枪毙了。也有经调查核实后不是汉奸的，就放回去了。外婆和母亲还要按照八路军领导的吩咐打发这些人吃饭，并看管他们，防止他们跑掉。
嫁到东石侯的大姨，由于早年守了寡，也常年带着他唯一的儿子住在娘家。大姨的儿子，我叫天贵哥，比我舅舅小一岁。大姨也积极参加了抗日活动。大姨的公公，是村里一个德高望重的医生，也是一个抗日政府的村长。1941年秋的一天，日本鬼子进村了，没有抓到八路，也没有搞到粮食，气急败坏的日本鬼子又找不到村长，于是就丧心病狂地放起火来。火是先从大姨家点起的，鬼子们把炕上的席子一卷，然后放到木柜上浇上汽油就点着了，整个村子鸡飞狗叫，大火熊熊。当时大姨正和我母亲在杭城的村口放哨，只见东石侯方向浓烟滚滚，遮天蔽日。大姨心急如焚，很想回去看一看自家的房子究竟怎么样了，可又不敢回去。直到天黑后，鬼子撤走了，才知道她家的损失最大，火烧得最厉害。大姨和母亲她们对日本鬼子恨得咬牙切齿，从此更加积极地投身到抗日救国的活动中去。
当母亲长到十四岁的时候，已经很像个大人了。心灵手巧的母亲不仅会绣花做鞋，还会裁剪做衣，下厨做饭更是一把好手。这时，母亲的二社大爷，十分欣赏她，于是就向我外爷提亲，想让母亲嫁给他妻子的娘家侄儿。这位侄儿就是我的父亲，他和母亲同岁，从小就死了亲妈，爷爷后来又娶了一个有神经病的老婆，家里正缺一个女管家。当时的武家，由于原本就有十几亩园子地（也就是水浇地），又赶上这几年日本人让种洋烟（罂粟），发了点小财。家境比杭城衰败下来的高家要好些。
此时的父亲也正在做着抗日工作。父亲武腾海，小名夺宽子。爷爷40岁结婚，42岁得子，所以给他的宝贝儿子取名叫夺宽，意思就是夺回来的儿子。父亲五岁时，我的亲奶奶就去世了。我爷爷上地时就把他的宝贝儿子背上，到了地里干活时就拿腰带把儿子拴在树下，让他一个人玩。等到父亲长大一点时，就拴不住了。由于爷爷的娇惯，又没有妈管， 所以父亲从小就淘气捣蛋，性格很野，一点也没继承了我爷爷的老实本分，反而是很不安分守己。十几岁就偷偷地和八路军的地下党接触，偷偷地给八路军传递情报。据周元和武新华讲，父亲是他们的儿童团长。当时在石侯这一带活动的是中共文水县敌工科科长秦汉三，第四区委书记刘守仁，区长王智，武工队长周子明。石侯的地下党支部书记是靳占元，村长是武三牛，他们的秘密据点设在东兴花站（杨义家）。
由于父亲常常利用走亲戚做掩护，到杭城二姑家给二姑夫送情报， 二姑夫很喜欢这个机灵勇敢的妻侄儿，于是极力想把本家的侄女介绍给他做媳妇。外爷打听了一下，对父亲本人倒是没甚说的。母亲的大姑就嫁石侯，而且也姓武，和我爷爷家住的不远，她对这门亲事也比较满意。可是，此时爷爷又娶了一个疯女人，这个有神经病的疯女人隔不多时就犯疯病，家务事一点也指望不上，反而还要添乱。所以母亲为此很纠结，但纠结归纠结，亲事是不由他作主的。外爷经不住二老姑夫的再三劝说，最终答应了这门亲事，为此，气得母亲害了一身破（身上多处溃烂）。
第二年（即一九四四年年），农历的二月二十九，只有十六虚岁的母亲，就嫁给了同样十六虚岁的父亲。据母亲回忆，当娶亲的花轿抬到石侯的文昌庙前时，正赶上日本鬼子进村扫荡，日本兵用刺刀挑开轿帘子朝里头看了看，都哈哈大笑。因为此时的新郎和新娘看起来就是两个小孩，他们结婚就象两个小孩玩过家家。就这样，母亲与父亲因抗日而结缘，嫁到了我们武家，到如今已经整整七十个年头了。
小小年纪的母亲一嫁过来，就成了这个家的当家的。她既要照顾年迈的爷爷和神经病的疯娘娘，还要忍让父亲这个顽皮任性比她小一个月却比她很不成熟的小丈夫。
此时的父亲已偷偷地加入了民兵，父亲的本家的两个叔叔武鼠牛和武岐通为一组，他们偷偷地把布匹和药品等山区根据地需要的物品准备好，趁晚上天黑，偷偷穿过开栅敌人的封锁线， 把这些物品背到身上，交给四区的刘守仁和王智，然后再把山上的大烟土带下山来，再用这些大烟土去换山上急需的物品。有一段时间，由于敌人封锁较严下不了山，他们就呆在山上学习，据父亲在世时讲，他和当时四区的书记刘守仁在一个炕上睡了近一个月，天天听刘守仁讲革命道理，还组织他们学习《土地法大纲》等文件，父亲他们这些民兵还在四区领导的指挥下抢过西社鬼子据点。他们还晚上行动，跟着武工队去别的村参加分粮吃地主的活动。
此时的母亲，当然不反对父亲参加这些活动，只是常常为他提心吊胆。在我们家老院的西房地下，父亲偷偷地挖了一个地窖，一些公开了身份的人员，如武鼠牛和武茂生等就在这个地窖中藏过，敌人进村后来不及撤退时，就只能躲藏起来，这时母亲还要为他们作掩护。
日本人投降后，母亲又送父亲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刚毅勇敢的父亲在一九四九年四月解放太原的战役中，奋不顾身抱着炸药包爆破了阎锡山的督军府大门，荣立特等战功。太原解放后不久，部队在太谷休整，父亲由他们连的文化教员和班长陪同回家探亲。父亲亲手把自己的军功章交给母亲，并说这军功章也有母亲的一半，并告诉母亲他已经火线入党了，成了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
朝鲜战争爆发后，母亲又送父亲报名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当母亲又一次把父亲送到村头时，心情激动的父亲把随身带着的冲锋枪里的一梭子子弹朝着东头庙上的屋脊“哒哒哒”地扫了过去，至今几十年过去了，庙项屋脊上父亲当年留下的子弹痕迹依然依稀可见。
一年之后，父亲就再无音讯了。也不知他在战场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好多人都说父亲可能是死了，也有好心的人劝母亲改嫁了吧，自己才二十多岁，何苦守寡呢？而母亲有母亲的主意，母亲不忍心抛下这个家，不忍心抛下年迈的爷爷。此时的爷爷也是焦急万分，度日如年，爷爷想，难道我的这个独生子就这样无影无踪了吗？难道说老天爷真的让我绝后吗？
有一天，母亲在东石侯大姨家看戏，忽然听见屋子外面的大姨和毛驴舅舅窃窃私语，说父亲可能是在朝鲜让美国人给俘虏了，第五次战役志愿军吃亏了。听到这个消息，母亲的心中又有了一点希望。果然等到一九五三年夏天，朝鲜停战后，从杭城高义的父亲那儿带回了一个天大的喜讯：父亲还活着，是被俘虏了，在美军的集中营关了两年多，现在停战后交换战俘已回到东北。高义是母亲的本家，论辈份比母亲还小一辈，高义也被俘了，高义的父亲刚从东北看儿子回来，并且还带回了父亲给家里写的报平安的信。
父亲回国后在东北教导团三营学习了一年，于一九五四年七月转业回乡。但此时的父亲已被开除党籍，只承认被俘前的军籍，不管怎么说还算一个转业军人。父亲回来了，别人抗美援朝回来后都是最可爱的人，父亲却因被俘成了可耻的人。而善良的母亲没有责备父亲，她对父亲说，回来就好，只要能活着回来比什么都强，我们好好过日子就行了，别再想太多。母亲用她真挚的爱抚慰着身心受到极大摧残的父亲，很快父亲就恢复了原有的青春活力，当了互助组的组长，还当了横山水库突击排的排长，紧跟共产党，一心大跃进。
一九六○年这一年，是我们国家最困难的一年，此时的父亲正带领他的突击排在交城山上的横山水库大干社会主义。据当年在水库工地呆过的人们讲，当年的父亲穿着部队回来时发的翻毛皮鞋，披着军大衣，威风凛凛，意气风发，斗志昂扬。
可是，这样的日子没过多久，饥饿甚至死亡，正向这些战天斗地的勤劳的人们袭来。那个年代吃饭成了天大的问题，家家都挨饿，人人都挨饿。挨饿归挨饿，但你还必须干活劳动。每个劳力拉一平车土石发一个纸牌子，拉够规定的数量你才能有饭吃。好多体质差或有病的人都拉不够，领不到纸牌子，也就吃不上饭，吃不上饭，就更干不动活。当年，在水库工地上就出现过死人现象，有的人就这样饿死累死了。据说临县人死了不少，本县的大营村也死过人，而我们石侯村的民工当时一个也没死。直到如今，那些当年在横山水库干过的老人们都说，是武腾海救了石侯的民工。原来，眼看着好多人用尽力气也拉不够数量吃不上饭，父亲就用胡萝卜刻上工地用的公章样子，然后做出了一些假牌子，用这些假牌子补齐了那些拉不够的人的数量，这样，这些人就全能吃上饭了。后来，这件事被县里的领导发现了，于是他们五花大绑把父亲捆起来要送公安局，按反革命破坏大跃进法办。再加上父亲平日里爱打抱不平，得罪了村里当时掌权的个别干部。于是，一九六一年，他们捏造了一些罪名，说父亲当过美国人的俘虏，而且在奉地下党的命令打入阎匪的民卫军期间还有血债，这样就结结实实给他戴上了一顶历史反革命的帽子。
从此，我们家就被打入了十八层地狱，一直到一九八一年中央74号文件下达后，父亲的冤案才得到平反，并且恢复了党籍。整整二十年呀！特别是文革期间，父亲三天两头被揪斗，还要每天早早起来打扫街道。当父亲生病的时候，就由母亲和姐姐替父亲去扫。母亲从来没有抱怨过父亲，每次面对批斗回来时灰头土脸，甚至被打得鼻青脸肿的父亲，母亲总是百般的安慰父亲，给他做好吃的，并给他酒喝。
此时的母亲，不仅要给我们这个家的七八口人做饭做衣服，还要抽空纺花织布，还养着母猪。在我小时候，每晚入睡前，还见母亲在不停地忙碌。当我第二天早晨醒来时，母亲早坐在织布机上织布了。母亲总是把好吃的好衣服让给我们，在我的记忆里母亲几乎没穿过一件新衣服，母亲的衣服永远是不干不净，甚至是破破烂烂。母亲用她伟大的爱支撑着我们这个风雨飘摇、饱经苦难的家，全力支持着父亲坚强地熬过了那些艰难的岁月。
一九八一年父亲平反后，改革开放也开始了。国家恢复高考以后，我又重新回到学校继续深造。母亲不仅养母猪，还养了几十只母鸡，每年还养五六头肥猪，后来还开了磨坊磨面。母亲单薄瘦弱的躯体，每天都要干很繁重的体力活儿，常常累得腰都直不起来，但此时的母亲心情特别地愉快。
渐渐地，我们家的日子也越过越好，我的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也渐渐长大了。两个弟弟都不爱学习但做买卖都是好手，他们跟着父亲学会了屠宰，还学会了盖房子当瓦工。妹妹帮母亲打理磨坊，我也于一九八三年考上了山西建校，毕业后成了一名名副其实的工程师，后来又创办了自己的工程监理公司。
父亲一生嗜酒如命，二00四年农历七月初一，由于前一天晚上高兴（两个孙子一个外孙都考上了交城中学，马上就要入学了），喝了将近2斤高度白酒，第二天早晨就再也叫不醒。一生刚烈却没过了多少好日子的父亲，就这样撒手离我们而去。
父亲去世后，母亲还是一如既往的勤劳俭朴，她还养鸡，还每天忙这忙那，一会儿也闲不住。母亲还到地里干活，种一些芝麻、红薯之类的作物，给我们调剂生活，还帮我们看孩子。如今我们姐弟五个的孩子也都长大成人，都上了大学，有的已大学毕业，成家立业。母亲最高兴的时候就是过年时，儿女们全回来了，孙子外孙也全回来了，大家象众星捧月一样围着她，好不热闹。虽然我们给母亲买了好多新衣服，还买了戒指耳环，还有手镯等，但母亲依旧不爱打扮，依旧穿着她的旧衣服忙地团团转，为我们做她拿手的好吃的。平时她就一个人住在老家的老房子里，自己煮饭，还喂着一大群母鸡，两只鹅，一条狗，一只猫，每天母亲在街上和老年人们一边乘凉一边闲聊的时候，她的花猫就卧在她的腿上，她的白狗就蹲在她的脚下，人们说，孩子们没有回来陪你吗？她就和人们风趣地说：我的猫儿狗儿也是我的孩子啊。她老人家就是这样，从来不给我们添麻烦，也从不向我们要一分钱，
母亲常常告诫我们，跟人共事不要落亏欠，要常记别人的好。对那些在我们困难的时候帮助过我们家的人，母亲一直不忘记，还常对我们说，咱们要永远记住人家对咱们的好处，一辈子都补不起的恩情，即使老人们不在了，我们也要报答他们的后人。我们给母亲买的好吃的和好东西，母亲常常拿出一部分救济那些比我们穷的人家，也让我们尽量地去帮助别人。
这就是我从抗日烽火中走过来的母亲，这就是我默默奉献的母亲，这就是我平凡而又伟大的母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