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做官发财为可耻”
清代，两江总督一职，差不多管着半个中国，辖区是中国财富、人文之重心，含江苏、江西、安徽诸地。此职又几乎是“全权”，集一切人权、物权、财权于一人。当此位者，若想“贪污”，一年就是千万富翁，二三年成亿万富翁，亦是易如反掌。
曾国藩自咸丰十年四月（1860）起任此职。其收入，年薪是白银155两，再加上“养廉银”、“规费”等。这些钱装入私人腰包，上级和百姓都不会有意见，朝廷上和社会上也不会说个“不”字。
不太那么合法之“进项”，比这可以高出百倍千倍。举个例子，曾氏在职时改革盐政，创发“两淮盐票”。每张盐票票面价值200两，股市暴涨，可以卖到20000两（1两白银，大致可以按今200元人民币计算）。家里有一张盐票，就是富翁了。一介贫民，打工的，种田的，凭几张盐票就可一夜暴富，成为千万富翁。
曾氏让家人或亲戚化名买上200张盐票，可以说是“合情合理”，神不知鬼不觉，就可以赚上几百万。可曾氏却明令禁止家人或亲戚购买盐票。
再举一例。曾氏是湘军统帅，军费收支全在他手中。从咸丰三年（1853）创军，到同治七年（1868）灭捻军，先后支出军费大约35000000两，约合今人民币70亿元。战后要销账，报销之法是曾氏自己编册，送户部核销。
如此巨款，仅户部索要之“部费”（报销人员辛苦费），就可高达40万两（按1.3%抽取）。给了这40万两白银，户部一定开闸放水，曾氏怎么编册，户部即可怎么签字。年头那么长，数目那么大，曾氏说买这两百万，买那三百万，谁去核对，谁说得清。况且在清廷眼中，曾氏又是“救命恩人”，唯一可以依靠之军事统帅，谁还会计较他多报几个钱。果然在曾氏筹措“部费”时，清廷说曾氏可以“免报销”，既平天京，又平捻军，是大功臣，就别计较这几个钱了。
70亿元是什么概念？曾氏从中“克扣”百分之一，就是7000万，千分之一就是700万，万分之一还有70万。曾氏想不发财，都难呢！他的合法收入，家人“弄盐票”赚个1000万，报账“克扣”出个6000万，他年年都可以是上亿万的富翁了。
可是他“所衣不过练帛，冠靴敝旧”（赵烈文语），他“穿着陈旧，衣服打皱，上面还有斑斑油渍”（洋人戈登语）。吃则每顿不过四样菜；儿女婚嫁之费，规定不得超银二百两；又不买地，不盖房，自持如寒素之人。家中女人，自食其力，上午“食事”，中午“衣事”，下午“细工”，傍晚“粗工”，从早到晚，忙个不停。多余之钱，全用于支持友军、赈济灾民、兴办地方公务等等之上。我们翻遍所有史料，找不到他“贪污”的记录。
至此我们可明白，为什么毛泽东说“独服曾文正”。像曾氏这样的“国之重臣”，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竟立下“不靠当官发财”、“不要钱不怕死”之六字誓言，并严格践行终生，实在是太不容易了。他告诫家人：“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庶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贵习气，则难望有成。”
曾氏之誓言，实可令人钦佩：“余在外未付银寄家，实因初出之时，默立此誓，又于发州县信中，以‘不要钱不怕死’六字，明不欲自欺之志。”
他的“为官哲学”，足资借鉴：“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官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盖子孙若贤，则不靠父辈，亦自觅衣食；子孙若不贤，则多积一钱，必将多造一孽，后来淫佚作恶，大玷家声。故立定此志，绝不肯以做官发财，决不肯以银钱予后人。”
“我家中断不可积钱”
曾氏父母有子女九人，长成者八：长女国兰，长子国藩，次女国惠，三女国芝，次子国潢，三子国华，四子国荃，五子国葆。
曾氏与欧阳夫人共育九人，长成者七：次子纪泽，长女纪静，次女纪耀，三女纪琛，四女纪纯，三子纪鸿，满女纪芬。
曾氏四个弟弟共育六子、十四孙、四十一曾孙。
这是一个庞大的官宦之家，官二代、官三代之教育，成为巨大问题。可曾氏家族没有出“逆子”，没有出“流氓”，没有出“地痞”，没有出“赌徒”，没有出“化生子”，没有“吃喝嫖赌，寡廉鲜耻”。
相反地，曾氏兄弟五人，有四人得清廷谥号：曾氏本人得谥“文正”，国华得谥“愍烈”，国荃得谥“忠襄”，国葆得谥“靖毅”。儿辈中纪泽又得谥“惠敏”。一门五人得谥，这是何等奇迹！
须知清制授谥极严，别说一门五谥，就是一门一谥，也是凤毛麟角。一门五谥，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之荣光。
欧阳夫人也被清廷封为一品夫人、一品候夫人、一品候太夫人，也是无上荣光。
曾氏五兄弟之子孙，几乎个个作风正派，或功成名就。八代人中，成就显著者超过二百四十人。曾纪泽（杰出外交家）、曾纪鸿（英年早逝之科学家与数学家）之外，曾纪官——光禄大夫，曾广銮——建威将军，曾广钧——翰林，曾广江——资政大夫，曾广镕——刑部员外郎，曾广珊——著名女诗人，曾约农——教育家，曾宝荪——教育家，曾宝葹——翻译家，曾宝荀——长沙诸小学校长及优秀教师，曾昭抡——高教部副部长及化学家，曾昭枚——教授，曾国燏——考古学家及博物馆学家，曾昭棉——工程师，曾昭权——湖南大学电机系主任及教授，曾昭亿——北平交通博物馆主任，曾宪朴——农业部办公厅主任及园艺学家，曾宪植——叶剑英元帅之夫人及全国妇联副主席，曾宪楷——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曾宪柱——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曾宪森——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曾宪榛——轻工部造纸研究所研究员，曾宪云——出版家，曾宪杰（厚熙）——画家，曾宪涤——导演，曾汝剑——病毒学家。
“曾家那么多代，你找不出一个坏人”；“他们大多规矩、老实、谨慎、勤奋。”（曾宪华语）这个“奇迹”，究竟是如何产生的？
曾氏之祖玉屏公（族中称“星冈公”）告诫曾氏之父麟书公：“宽一虽点翰林，我家仍靠作田为业，不可靠他吃饭。”
曾氏之祖玉屏公又告诫即将进京就翰林职的曾氏本人：“尔的官是做不尽的，尔的才是好的，但不可傲。满招损，谦受益，尔若不傲，便好全了。”
曾氏之父麟书公（族中称“竹亭公”）这样告诫后世子孙：“有子孙，有田园，家风半读半耕，但以箕裘承祖泽；无官守，无言责，世事不闻不问，且将艰巨付儿曹。”
曾氏这样告诫兄弟们：“凡家道所以可久者，不恃一时之官爵，而恃长远之家规；不恃一二人之骤发，而恃大众之维持。”（《致澄弟》）又云：“大凡做官之人”，不要“厚于妻子，薄于兄弟，私肥于一家，而刻薄于亲戚族党。”（《致澄弟温弟沅第季弟》）
曾氏告诫两个儿子：“当一意读书，不可从军，亦不必作官。”又云：“银钱、田产，最易长娇气逸气。我家中断不可积钱，断不可买田。尔兄弟努力读书，决不怕没饭吃。至嘱！”（《谕纪泽纪鸿》）又云：“凡人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勤俭自持，习苦习劳，可以处乐，可以处忧，此君子也。”（《谕纪鸿》）又云：“吾不望代代富贵，但愿代代有秀才。秀才者，读书之种子也，世家之招牌，礼仪之旗帜也。”
曾氏告诫五个女儿：“衣服不宜多制，尤其不宜大镶大缘，过于绚烂。”“深以妇女之奢逸为虑”。规定嫁妆不得超银两百，合今人民币4万元。规定择婿以“俭朴耕读之家”为宜，“不必定富室名门也”。规定出嫁后“孝顺翁姑，敬事丈夫”，“夫虽不贤，妻不可以不顺”，切忌“重母家而轻夫家”。以“俭”字为第一义：“俭字功夫，第一莫作华丽衣服，第二莫多用仆婢雇工。”“稍涉奢华之物，不能买也。”
曾氏告诫女儿、儿妇、侄妇、甥妇等家族中所有女眷：“以廉率属，以俭治家，誓不以军中一钱寄家用。”“吾家男子于看读写作四字缺一不可，妇女于衣食粗细四字缺一不可。”给所有女眷订下《功课单》：早饭后做小菜点心酒酱之类，食事；巳午刻纺花或绩麻，衣事；中饭后做针黹刺绣之类，细工；酉刻（过二更后）做男鞋女鞋或缝衣，粗工。规定曾氏本人“亲自验功”：“食事则每日验一次；衣事则三日验一次；纺者验线子，绩者验鹅蛋；细工则五日验一次；粗工则每月验一次，每月须做成男鞋一双，女鞋不验。”（同治七年五月二十四日《功课单》）以致满女纪芬（1852-1935）在顾亭林“匹夫有责”命题之外，另立“匹妇尤有责焉”之命题，强调“女子左右风尚之力，较男子尤大，其责任亦更重。”
总而言之，“奇迹”是这样产生的。
家人、子女、后辈之教育问题，于曾氏而言，是已经解决了的。他提出了“耕读孝友可久论”之著名学说：“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其子孙始而骄佚，继而流荡，终而沟壑，能庆延一二代者，鲜矣。商贾之家，勤俭者，能延续三四代。耕读之家，谨朴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则可以绵延十代、八代。我今赖祖宗之积累，少年早达，深恐其以一身享用殆尽，故教诸弟及儿辈，但愿其为耕读孝友之家，不愿其为仕宦之家。”
他又提出官宦之家、商贾之家、耕读之家、孝友之家共通之“兴败律”：
“凡仕宦之家，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尔年尚幼，切不可贪爱奢华，不可惯习懒惰。无论大家小家，士农工商，勤苦俭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咸丰六年九月二十九日《谕纪鸿》，夜写于江西抚州）
牢记曾氏之道，讲求“耕读孝友可久论”与其“兴败律”，如今“官二代”、“富二代”之教育，就不成问题。
家之盛衰在其中矣，国之兴亡在其中矣。（张耀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