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鲁迅，纪念鲁迅
——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澳门大学人文学院讲座教授杨义
■编者按：
今年是鲁迅先生逝世80周年，随着一系列纪念活动的举行，鲁迅研究成为一个学术热点。在阅读和研究中，如何深入地认识鲁迅先生作品、思想及其个人的精神风骨，从而更好地纪念这位思想文学大家？本刊记者就此对著名学者、鲁迅研究专家杨义先生进行了专访。
鲁迅为我们留下了什么？
学术周刊：杨先生您好，今年是鲁迅逝世80周年，您是致力于鲁迅研究的学者，从学术的视角来看，您认为真实的鲁迅是怎样的？他为我们留下了什么？
杨义：在不久前澳门大学“鲁迅与百年新文学”研讨会上，我提出了“重回鲁迅”的命题。我为研讨会奉献了三卷《鲁迅作品精华(选评本)》，选评本以分类和编年的方式，采取经典文化标准，选录鲁迅作品220余篇，从鲁迅的文化血脉、哲人眼光、志士情怀、巨人智慧等多元角度，以古今文献、金石文物、野史杂著、风俗信仰、地域基因、时代思潮以及鲁迅的深层生命体验方面的丰富扎实的材料，对之进行有根柢、有趣味、有独到眼光的逐一评点。这实际上是为五四前后的半个世纪的文化精神谱系作注，为20世纪最深刻的一位思想文学的巨人，作全方位的深入解读。
鲁迅给我们留下了什么？鲁迅是中国思想文学现代性的启动器，他锐利深刻地提出了当时中国社会积弊和精神奴性的诸多命题，提出了“做一个怎样的中国人？如何做中国人？”的问题，引起当时整个社会痛心疾首的回响，以及在时代不断前行中与时俱进的回响。鲁迅留下的精神特质和思想方法在于：
第一是鲁迅眼光。鲁迅全部33篇小说中，有16篇写到“眼光”。《奔月》写羿“身子是岩石一般挺立着，眼光直射，闪闪如岩下电，须发开张飘动，像黑色火”，把眼光看作人物精神的要紧处。《拿来主义》说“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把眼光作为对中外文化遗产实施拿来主义的关键所在。眼光的要点，是锐利和深刻。
在《鲁迅作品精华(选评本)》每一本书中，都夹着我手写的书签：“读鲁迅可使心灵的眸子如岩下电。”香港版《鲁迅作品精华》的《弁言》说的是同一个意思：“我们观察中国事物之时，灼灼然总是感受到他那锐利、严峻而深邃的眼光，感受到他在昭示着什么，申斥着什么，期许着什么”；“‘鲁迅眼光’，已经成为20世纪中国智慧和精神的一大收获，一种超越了过去封闭的儒家精神体系，从而对建构现代中国文化体系具有实质意义的收获。在鲁迅同代人中，比他激进者有之，比他儒雅者有之；唯独无之者，无人如他那样透视了中国历史进程和中国人生模型的深层本质，这就使得他的著作更加耐人重读，愈咀嚼愈有滋味。鲁迅学而深思，思而深察，表现出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流的思想洞察力、历史洞察力和社会洞察力，从而使他丰厚的学养和深切的阅历形成了一种具有巨大的穿透力的历史通识。”
第二是鲁迅智慧。香港版《弁言》还说：“谁能设想鲁迅仅凭一枝形小价廉的‘金不换’毛笔，却能疾风迅雷般揭开古老中国的沉重帷幕，赋予痛苦的灵魂以神圣，放入一线晨曦于风雨如磐？他对黑暗的分量有足够的估计，而且一进入文学旷野便以身期许：‘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青年一代‘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这便赋予新文化运动以勇者人格、智者风姿。很难再找到另一个文学家像他那样深知中国之为中国了。那把启蒙主义的解剖刀，简直是刀刀见血，哪怕是辫子、面子一类意象，国粹、野史一类话题，无不顺手拈来，把一个国民性解剖得物无遁形，淋漓尽致。读鲁迅，可以领略到一种苦涩的愉悦，即在一种不痛不快、奇痛奇快的大智慧境界中，体验着他直视现实的‘睁了眼看’的人生态度，以及他遥祭‘汉唐魄力’，推崇‘拿来主义’的开放胸襟。他后期运用的唯物辩证法也是活生生的，毫无‘近视眼论匾’(参看杂文《扁》)的隔膜。我们依然可以在他关于家族、社会、时代、父子、妇女，以及文艺与革命，知识者与民众，圣人、名人与真理一类问题的深度思考中，感受到唯物辩证法与历史通识的融合，感受到一种痛快淋漓的智慧禅悦。他长于讽刺，但讽刺秉承公心，冷峭包裹热情，在一种‘冰与火’共存的特殊风格中，逼退复古退化的荒谬，逼出‘中国的脊梁’和‘中国人的自信力’。鲁迅使中国人对自身本质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深度，正是这种充满奇痛奇快的历史深度，给一个世纪的改革事业注入了前行不息的、类乎‘过客’的精神驱动力。”鲁迅杂文，得力于他那种随手拈来的杂学。杂文，乃是鲁迅创造的与民族国家共患难的文化方式，可以想知，他写到得意的地方，心中一片粲然。
第三是鲁迅骨头。鲁迅是大智大勇的启蒙斗士，《自嘲》诗云：“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他宣称“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又说：“我的坏处，是在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这就是，他的骨头硬，但不是以骨头耍横，而是在“不留面子”的笔墨中，为认识此社会留下可以反复寻味的“类型”。
第四是鲁迅深度。鲁迅的思想形式的原创与精神求索具有独特深度。鲁迅情怀的变迁和调整，改写了他看世界的角度和方式。《呐喊》的精神冲击力强，《彷徨》的思潮反思性深，“反思启蒙”是《彷徨》的重要思想特征。《祝福》的中心关注，是祥林嫂的悲剧人生，但它有个副主题，是反思———辛亥过去近10年，五四大潮正在奔涌，然而讲理学的老监生鲁四老爷大骂的“新党”还是康有为，似乎五四的启蒙虽然在京沪知识界洪波涌起，但在二线三线的乡土城镇，依然是“雨过地皮湿”的状态，盘根错节的历史并没有由于思潮推涌而立即迈步前进。孤独，自五四始，成了时髦的状态名词。《孤独者》却来反思“孤独”，其思想的深刻令人心灵震颤。
鲁迅研究应具有“深刻的完全”
学术周刊：您的学术生涯从鲁迅研究开始，并逐步延伸拓展，鲁迅研究为您的学术道路带来什么样的启示？
杨义：鲁迅研究是我的学术研究的始发点。从1972年在北京西南远郊的工厂库房里通读《鲁迅全集》十卷本至今，已经40多年了。1978年，我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师从唐弢及王士菁先生，开始系统地研究鲁迅。选择这个学术思想出发的驿站，在与鲁迅进行一番思想文化和审美精神的深度对话之后，再整装前行，对古今叙事、歌诗、民族史志、诸子学术进行长途的探源溯流，应该说，多少是储备了弥足珍贵的思想批判能力、审美体验能力和文化还原能力的。比如我揭示孔子的思想创造，存在着一种“反归纳法”，就是从鲁迅的学匪派文章《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受到启发。
学术周刊：您的老师唐弢先生一生致力于鲁迅研究，请谈谈你们之间的交流。
杨义：1978年研究生考试后，唐弢先生表示以朋友的身份约见我。我谈了自己对文、史、哲、经的书读得很杂，缺乏专业意识，唐先生认为，你读书博杂，将来进入具体学科领域，就能够很快深入进去，只要刻苦，具体的学科领域十年就能获得发言权。他对我的思想能力和流畅文笔很欣赏，对我关于鲁迅身上有“嵇康气”的说法，觉得是一个创见。后来对于鲁迅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关系，我曾经和一位老先生发生争执，并引用《新青年》上周作人翻译的文章作根据，唐先生也是支持我的观点的。《求是》杂志要他推荐本学科最好的书，他也撰文推荐我的《中国现代小说史》。
学术周刊：您认为今天我们阅读、研究鲁迅应当关注什么？如何继承鲁迅先生留下的宝贵遗产？
杨义：鲁迅是以特别的材料制造的洪钟，小叩则小鸣，大叩则大鸣。鲁迅研究还存在着不少可以深入开垦的思想、知识、精神文化的园地和土层，就看研究者举起敲钟的槌棒的材质和大小，就看研究者的知识储备和思想能力，是否与研究对象相称，要更深一层地疏通文化血脉，还原鲁迅生命，深化辩证思维，重造文化方式，拓展思想维度。
以往的鲁迅研究的显著特点，是侧重于思潮对鲁迅的影响。然而鲁迅说过：“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坟·文化偏至论》)重思潮而轻血脉的研究，只能是“半鲁迅”的研究，只有思潮、血脉并举，才能还鲁迅应有的“深刻的完全”。
鲁迅的文化血脉既深且广，深入历史、广涉民间，令人有无所不届之感。鲁迅的文化血脉，论其大宗，相当突出的是要从庄子、韩非、屈原、嵇康、吴敬梓，从魏晋文章、宋明野史、唐传奇、明清小说，甚至要从绍兴目连戏、《山海经》、金石学和汉代石画像中去寻找、去把握。文化血脉，纵横交错，巨细兼杂，大可及于一代文学、一种文体，细可及于一个掌故、一个物件。
鲁迅对美术的关注，以发现“东方美的力量”为旨归，他关注过去，是为了充实当今，开拓未来。1935年，他给木刻家李桦写信：“以为倘参酌汉代的石刻画像，明清的书籍插画，并且留心民间所赏玩的所谓‘年画’，和欧洲的新法融合起来，许能创出一种更好的版画。”他由此设想一种新的美学形态：“以这东方的美的力量，侵入文人的书斋去。”清理这条血脉，应该从重新认识民国初年的鲁迅开始。鲁迅一生，主要是1915年至1936年这个20年的两端，购得山东嘉祥和河南安阳的碑刻及石刻、木刻画像拓片近6000种，这成为鲁迅文化血脉上拥有的一笔重要的思想资源。我们多关注鲁迅与魏晋的关系，由汉石画像又可以窥见鲁迅与“汉学”的关系。这种汉学不是经学，而是“民间汉学”，以此透视生活史和精神史，由此牵引出鲁迅与民间学的对接点。由此可知，沟通血脉，是当今鲁迅研究的当务之急，既关注鲁迅借鉴外来思潮，又顾及鲁迅植根于本国文化血脉，才能超越研究“半鲁迅”的局面，还原一个“全鲁迅”。
当我在审美文化和思想文化上历尽艰辛地探源溯流30余年之后，再反过头来清理鲁迅的经典智慧和文化血脉，于是在最近两年陆续推出了《鲁迅文化血脉还原》、《遥祭汉唐魄力———鲁迅与汉石画像》和三卷的《鲁迅作品精华(选评本)》，对我的学术生涯第一驿站的存货进行翻箱倒柜的大清理，进一步激发自己在思想学术上精进不已的心志，由此体验到的是一个“永远的鲁迅”。
■学者简介
杨义，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澳门大学人文学院讲座教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中国文学创新工程首席专家，中国鲁迅研究会会长，中国先秦诸子与古典学研究会会长。在海内外出版著作60种，发表论文600余篇，主编书籍20种70余册。主要著作有《中国现代小说史》、《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图志》、《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中国叙事学》、《中国古典文学图志》、《老子还原》、《庄子还原》、《文学地理学会通》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