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风相连成民风，民风相融汇成国风，家风正、民风纯、政风清，社会才能和谐发展。民风是什么?这个概念有什么现代意义?如何认识古代民风建设的底蕴、激活这个传统以发挥其新价值?这对于中国社会完成健康平稳的现代转型很值得探讨。
民是与人相对而言的。“人”指自然人，“民”指从属于群体的社会人，引申指社会上的个体和群体。“民”含有草根性、普通性、规范性的内涵，它虽然不等于现代社会意义上的公民，但它指的是某个认同社会共同体的范型及其规范的个体或团体成员。“民”包含了特定社会条件下对人和社会之间关系的建构，也是特定社会的底座。
民风在中国具有悠久深厚的文化传统，简单地说，民风指的是民间教化和习俗，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社会风气，也指社会一种交流方式与过程。《毛诗正义》孔颖达疏曰：“言王者施化，先依违讽喻以动之，民渐开悟，乃后明教命以化之。风之所吹，无物不扇;化之所被，无往不沾。”据此，民风建设要让“民渐开悟”，要求以人民理智的发展为基础。民风的核心是民间风尚，即民间共同体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模式，或者说现代民风的实质就是社会的人文内涵和环境，如提倡道德自觉、公共理性等等。
民风建设是中国古代政治和社会治理的优良传统，对数千年中国社会政治的有秩序运转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儒家历来重视教化，孔子要求治国先要扩增人口，然后是富民，教育民(《论语·子路》)，他要求为政者、教育者对民间风尚起到模范作用，他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说的是君子之德性似劲风，小人的德行如嫩草。劲风行过，草随风动。(《论语·颜渊》)。孟子则说如果不教育人民，人民即使安康富裕了，但是不知道自己的义务和职责，不会养亲爱人;国家遭遇困厄的时候，人民因为不明人伦道义，不会保家卫国，君主会成为孤家寡人。战国产生的《大学》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北宋程颐、南宋朱熹认为：“亲民”读作“新民”，也就是通过教化使得人民日益达到道德和文明境界的意思。荀子认识到自然和道德、本性和教化相结合才能产生完美，他说：“故曰：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性伪合，然后成圣人之名，一天下之功于是就也。故曰：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性伪合而天下治。”意思是：天性是人的本源材质，人为是材质的条理和美化。背离天性，人为没有基础;没有人为，天性不可能自发完善。自然质地上加以人为的完善，圣人的功德才实至名归。(《荀子·礼论》)荀子为民众教育做出的论证，在一定程度上弭平了儒道教育观的鸿沟。在儒家眼中，教育不限于学校教育，不只是教教孩子而已，对社会民众进行终生的人文教化更能反映儒家心中教育概念的胜义。古代的乡校、书院、耕读风气等对民风建设都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在朱熹、王阳明等开办的书院中，愚夫愚妇、贩夫走卒都可以参与听讲和讨论。儒家的教育早已化入民间，与大众生活融为一体。
管子对民风建设也非常重视。《管子·八观》说：“入州里，观习俗，听民之所以化其上，而治乱之国可知也”，意思是观察地方风化，可以预测一个国家的兴衰治乱的趋势。管子要求统治者制定政令时必须注意“与时变，与俗化”。(《管子·正世》)《管子·牧民》认为礼义廉耻是“国之四维”，礼义廉耻规定和配套的价值观如果颠倒混乱，国家早晚必定灭亡。《管子·法法》说：“上不行君令，下不合于乡里，变更自为，易国之成俗者，命之曰不牧之民。”要求尊重民俗，合乎民愿。
战国成书的《周礼》依据古代理想的礼仪文明模式，制定了一个极为周密庞大的制度体系，不同的礼仪对应不同的目标，目的是使人民具备优良的德性。《淮南子》则对各地风情做了详尽的调查、比较和论述，书中多篇论文反复申明：好的统治者要善于移风易俗、变习易俗。
中国古代重视民风建设，实际上是重视社会教化和民众风尚，由于古来教育和政治的配合，礼仪教化获得了显著成效，成就了中国古代民风发展的基础。
近年来，国家迅速发展，社会逐渐富足，塑造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逐渐成为人们的热切期待。要解决这样的问题，不光要采取措施规范道德行为，还应该把民风放在更大的社会背景下看，放在文明进步的历史观下看，充分考虑社会人文精神的培育。
民风作为一种文化概念，隶属于政治文化范畴。民风和政风存在双向互动关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严肃党风政纪，深得民心。如何让党风、社风、民风、世风相互促进，塑造有活力、有价值的人文环境，以支持持久良好的政治文化格局，这对于中国社会治理具有重大意义。随着中国社会不断发展，民风建设也将进一步深化。
如何让优秀传统文化走进千家万户?如何教化人民学习人文经典、改过从善、进德劝业、修身齐家、增进亲情、和睦邻里、患难与共、赈灾救济、爱国守法、移风易俗?这些都是社会的共同义务，也是国家治理应尽的责任。中国古代有深厚的民风文化传统，今天，我们的要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借鉴中外历史智慧，重视和加强社会教育，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地生根，唤醒民众的道德意识，提高道德素养，从而纯正民风，营造适应现代的健康的社会人文环境。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西北大学中国思想研究所副所长，环境哲学与比较哲学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