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名字，镌刻在三线建设的丰碑中；他们的故事，深藏在大西南的山水间。这些新中国建设的先行者们，在那个穷困岁月发愤图强的壮志豪情，是中华民族再次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坚强支柱。无论我们将来走多远，都不应该忘记出发的地方！”这是我们写在《敢为天下先》全书第一篇《三线烽烟》题下的第一段话。这是一年多以前就写下的，尽管书稿经过百余次修改，这段话始终保留在全书开篇。因为不忘出发的地方，就是撰写这部书的初衷。
何谓三线？今天的年轻人知之甚少。在上世纪60年代，党中央决定把工业建设的布局全面铺开，形成沿海一线、中部二线、西部和西北部三线并存的建设思路，并把最薄弱的三线作为建设重点。三线建设主要在川、贵、滇、陕、甘、宁、青7个省区。那是新中国一场延续时间最长、规模最为宏大的工业体系建设，是在崇山峻岭中，在没有房屋、没有道路甚至没有人烟的地方搞建设。
那年代的贫穷就像石头袒露在大地。所幸，那年代父辈艰苦奋斗的豪情壮志一点也不穷。当国家发出建设“三线”的号召，一大批奔向“更苦的日子”的建设者就来了。艰苦卓绝的建设，让世界看到以实用实战的基础工业及国防工业体系构建的三线布局，构筑了整个中国坚不可摧的国防。不仅如此，三线工程使中国的科学技术及人才向科技、经济薄弱的西南地区大规模引入，当年在荒无人烟的地方破土建设的三线工地，许多如今已成为西南地区的繁华城市。
《敢为天下先》撰写的中建三局建设者，就是当年三线建设攀枝花工程中最早挺进的一支建设部队。忘不了出发的地方，他们不是说说而已。
这个题材由中建三局于2014年立项，恰似人们说的“命题作文”，但即使是“命题作文”，作者也须有自己独立的思想和品格。然而面对这个题材，是作家按自己原有的思想观念去采写，还是受到现实生活的教育而创作？我们在采访的过程中为那一代筚路蓝缕的英雄们深深感动，这种感动也贯穿我们写作的始终。
三线建设只是一个开端，三线工程结束后，数万大军面临着到哪里去的问题。艰苦创业并不可怕，当一个已经组织起来的战斗集体，为了共和国的繁荣奋斗了三千六百多个日日夜夜，精神已经同共和国的前途铸造在一起，忽然就面临解散，那样的考验比当初奔赴三线更艰巨。何去何从？
中建三局的前辈们依靠当初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开始寻找建设项目，最终千里移师荆楚，在湖北创建家园。接着就是改革开放，三局建设者南下东征，北上西进，布局华夏征四方，天高路远梦无疆。再然后是挥师海外，扬帆远航纬地经天。50年来，他们不断面临新的形势、陌生的局面，始终不忘的看家本领就是艰苦奋斗，勇于创新，即“敢为天下先，永远争第一”的勇于攀登精神，终于发展为一流的大型央企。这是一个怎样丰富的世界！如果我没有参与，根本想象不到，当初在大山里比赛抡铁锤，看谁能超纪录的青年们，日后是怎样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经生死沉浮而终于成长为中国建筑首屈一指的劲旅。
这本书封面上的作者是我和许名波，实际参与的创作者还有中建三局的胡金国等同志。许名波说，他从一个“愤青”变得“三观”很正，这是因为在采访写作的过程中，他的思想受到了教育。他讲出了作家个人同一个已经艰苦奋斗了半个世纪的坚强集体的关系。唯有亲身参与，才能真正理解。
万丈高楼起于沙石，千亿企业成于点滴。三线工程打响第一声开山炮的时候，许多战友还没有把彼此的姓名记住，就有人牺牲了。可是，我和三局的同志一致认为，即使是那些已经找不回名字的最普通员工的感人事迹，也应该写入历史。采写的难度有多大？一是几代人3万员工，不该遗忘的太多太多；二是时间跨度大，涉及50年人事更迭；三是发展空间广，国内国外各有成绩；四是经历不同时期，形成的企业文化本身是一部深奥的大书。为此，我们向自己立下了“四度一性”的要求，即政治的高度、历史的维度、史料的公信度、人文的温度，以及较强的可读性。
正是建设者艰难卓绝的历史以及“四度一性”的严要求，使这部作品历经百余次修改。文稿较大规模地征求意见先后就有10多次，每一次都印出厚厚的文稿发给参与者阅读修改，每一次都有百余人参加，他们中有退休老干部、老职工，也有中高层干部，每一次收上来的文稿都写着密密麻麻的修改补充意见。2016年夏，又由出版社印出7000册试读本，发下去征求意见。在国内的四面八方，在海外，在脚手架上，众多干部职工再一次参与修改补充。这样的创作工程，称得上雄伟的集体创作，它有万余人记忆、精神、情感的投入。这部作品的完成，参与人数之众、修改次数之多，可以说在报告文学史上少有先例。
全书分5篇完成，前4篇是年代较远的往事，重在记人，沧桑往事艰苦奋斗，可感可泣；最后一篇《筑梦未来》距离当下很近，偏重记事。这是一部文史并重的报告文学作品，力求真实准确。为捍卫真实，在报告文学的表现形式上也有一定探索。同时，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文学性，此中得也失也，可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