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理学的根本精神在阳明，阳明心学的根本精神在‘良知’。而集中体现王阳明良知精神的著作是《传习录》。”因此，要想了解王阳明，首先必读《传习录》，以领悟其思想精华；其次是读《阳明先生年谱》，以把握其生平事功及思想发展的脉络。
《传习录》的成书经过
在上世纪80年代，我与钱明、董平、姚延福诸先生合作编校了《王阳明全集》上下册，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92年12月初版发行,2011年和2012年，该社又分别出版了分为上中下三册的精装修订版和平装简体字版。《全集》前三卷就是我标点的《传习录》。其后是《文录》，《别录》、《外集》、《续编》、《补录》等阳明原著及《年谱》、《世德纪》等后学附录著作，凡四十一卷。《传习录》分上、中、下三卷，上卷是王阳明与众弟子的论学语录汇编，阐述了其格物致知、心外无理、知行合一、明德亲民等观点，中卷是与顾东桥等论学书函八篇，及《训示》《教约》二篇，着重讨论了知行合一、致良知说的内涵与意义。下卷是论学语录，附《朱子晚年定论》，主要论述知行合一与良知“四句教”及朱陆异同。可以说，《传习录》三卷是阳明良知心学的主要载体，是王阳明思想精华之所在。
《传习录》之得名，当源自于《论语·学而》所载曾子言“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一言。其编辑、刊行过程则相当复杂。最早是由王阳明首座弟子徐爱所编。徐爱自正德七年（1512年）王阳明41岁在京讲学执弟子礼起，陆续记录了王阳明论学的谈话语录，编为《传习录》一卷，但未刊行。正德十三年（1518），另一弟子薛侃将徐爱所录残稿一卷与自己所录一卷、同门陆澄所录一卷合刊于江西赣州，定名《传习录》，凡三卷。嘉靖三年（1524）十月，阳明弟子南大吉合薛刻《传习录》与己所收王阳明论学书函若干篇，成《续刻传习录》二册五卷，刊行于越中（今绍兴）。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阳明弟子钱德洪将陈九川等人所录的《阳明先生遗言录》加以删削，与他和王畿所录合编为《传习续录》刊行于宁国府（今安徽宣城）“水西精舍”。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钱德洪又增收黄直所录，与薛刻《传习录》合编为三卷。隆庆六年（1572年），御史谢廷杰巡按浙江，汇辑刊行《王文成公全书》，以徐爱、陆澄、薛侃所编《传习录》为上卷，以钱德洪增删南大吉所编书函8篇为中卷，以钱德洪、王畿所编《传习续录》为下卷，附入王阳明所编《朱子晚年定论》。这就是《王文成公全书》本的《传习录》，也是后世几种《王文成公全书》和《王阳明全集》所收录的通行本上中下三卷《传习录》的蓝本。但王阳明弟子众多，所记师说各有异同。例如，阳明弟子朱得之记述的《稽山承语》，则多不见于今本《传习录》。此外还有现代日本学者佐藤一斋所辑《传习录栏外书》和美籍华裔学者陈荣捷的《传习录拾遗》。我们将这些辑佚、补遗的王阳明讲学语录都编入了《王阳明全集新编本》（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5月版）第五册第三十九卷。在各种《传习录》版本中，就内容而言，仍以浙江古籍版搜罗最全，就版本准确、校勘谨严而言，则以上海古籍版2011年上中下三册简体字版最佳。
《传习录》的思想精华
王阳明是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和教育家。他一生文治武功俱称于世，被誉为“真三不朽”者，其思想贡献尤其卓著。其良知心学远承孟子，近继陆象山，而自成一家，影响超越明代而及于后世，风靡一时而传播中外。所谓阳明学，就是由王阳明创立、其后学传承光大、合“良知”本体论、“致良知”方法论、“知行合一”实践论、“亲亲仁民”民本论四位一体的良知心学。《传习录》三卷的内容集中体现了阳明学的具体内容。现择其思想精华概述如下：
一是“良知即天理”的良知本体论。王阳明继承了陆九渊“心即理”的“心”本体论。但他进一步探索了“心之本体”的问题，如答徐爱问时说：“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又说：“心之本体即是天理。”（《传习录上》）这是很明确地说明了“心之本体”即良知、良知即天理的观点。他说：“某于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非是容易见得到此”。可见，“良知”二字，在王阳明心学体系中是确立道德理性的“心”之本体，这个“良知”，从根本上讲就是道德自觉。
二是“致良知”的方法论。在王阳明看来，所谓“天理”就是内存于心的“良知”，认识事物的根本方法是“致良知”，就是用天理良知做标尺去衡量一切事物，这样就能认识事物的道理所在，这就叫“致良知”。王阳明说：“若鄙人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王阳明的《咏良知》诗说：“个个人心有仲尼，自将闻见苦遮迷。而今指与真头面，只是良知更莫疑。”又说：“千思万虑，只是要致良知。”（《传习录下》）“吾平生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这都说明，“致良知”是王阳明认识世界的根本方法，也是阳明心学的根本宗旨。
三是“知行合一”的实践论。王阳明说：“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学只一个工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传习录上》）又说：“天下岂有不行而学者邪？岂有不行而遂可谓之穷理者邪？”（《传习录中》）“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概括地说，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有三个要点：第一，知行只是一个工夫，不能割裂。第二，知行关系是辩证的统一：知是行的出发点，是指导行的；行是知的归宿，是实现知的。但王阳明虽然讲知行不可分，实际上他更重视力行实践的工夫。所以其后学黄宗羲在解说王阳明“致良知”说时作了“致字即是行字”、“必以力行为工夫”的解读，则“致良知”便是“行良知”。第三，知行工夫中“行”的根本目的，只是要彻底克服那“不善的念”而达于至善，这实质上是道德修养与实践的过程。
四是“亲亲仁民”的“民本”论。这是王阳明良知学在政治实践中的运用。王阳明一反程朱理学家提出的《大学》首句改本“在新民”之说，而坚持《大学》古本的“在亲民”之说。他指出：“‘亲民’犹孟子‘亲亲仁民’之谓，亲之即仁之也……又如孔子言‘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便是‘明明徳’，‘安百姓’便是‘亲民’。”（《传习录上》）王阳明“亲民”说的基本思想，是保民、爱民与富民，以民之好恶为好恶，主张为政者的根本之道，即是“明德亲民”。这明显继承了孔孟“仁政、爱民”的民本思想传统而体现了王阳明良知学说的“民本”特质。
《传习录》的当代启示
王阳明《传习录》阐述的良知心学，充分体现了王阳明以“良知”为核心价值的道德人文精神，以“知行合一”为核心命题的力行实践精神，以“折衷朱陆，会通佛老”为特色的多元兼容精神，以“亲亲仁民，修己安百姓”为治道根本的民本精神。这些基本精神对于当今重建道德信仰、治国理政的实践具有如下启示与借鉴意义：
第一，阳明学确立以道德良知为核心的道德人文主义，对于救治当今社会道德滑坡、物欲横流的社会弊端是一剂对症良药。我们应摈弃竭泽而渔、破坏生态的功利主义发展观，提倡“和谐用中，适度可持续”的发展观，重视生态文明与心态文明的建设。第二，阳明学提倡“明德亲民”、重视民生的思想主张，对当今社会建立民主仁政的治理模式具有启示意义。领导干部应以身作则，修身立德，多讲“以德兴国，以文化人”的含文量，少谈以GDP为唯一发展指标的含金量，真正做爱民、保民、富民、安民的民之表率。第三，阳明学折衷朱陆、会通佛老的和而不同精神，体现了一种“多元和谐”文化观，为全球化时代的多元文化交流、沟通提供了儒家式借鉴。第四，阳明学“知行合一、力行实践”的精神为我们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改革开放的既定国策，矫正知行脱节、浮躁腐败的官场恶习提供了具有警示性的思想启示。
总之，阳明学并不是僵死的学问，而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实践意义的鲜活文化。我们应当深入发掘其时代价值并加以发扬光大。
信仰的纯洁是最根本的纯洁，信仰的坚守是最根本的坚守。党性提纯的核心就是要经常擦拭信仰之灯，洗涤心灵的“雾霾”，始终做到信党爱党跟党走。
提纯党性既要靠自律，也离不开他律。对于党员领导干部来说，乐于并善于听到批评、接受监督，适应在监督下工作和生活，不仅是修养，是党性，也是一种政治智慧。
开国上将李聚奎在临终前，把儿女们叫到床前说：“我，一个老共产党员，一辈子为信仰奋斗，没有个人私产。”他颤颤巍巍地把他在5张白纸上一笔一画写下的遗产清单交给5个孩子。孩子们接过展读，那上面赫然写的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什么是纯洁的党性，什么是纯粹的信仰，老将军用一生作出了最好的诠释。
“尤其难上难，锻炼品德纯。”对于共产党员来说，党性如铁，唯有矢志不渝地坚守，才能撑起人生的脊梁；党性似金，唯有淘尽功利的杂质，才能愈发闪亮。纯洁的党性是党员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赞扬一名党员，可以有无数理由，而否定一名党员，“党性不纯”四个字足够。尤其面对社会上存在的金钱之惑、美色之惑、名利之惑、享乐之惑、权力之惑等，作为一名党员更要心有定力，心存戒律，把党性修养、党性锻炼、党性提纯作为人生的必修课，这样才能做到立身不忘做人之本、为政不移公仆之心、用权不谋一己之私，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
金一南在《心胜》一书中写道：真正的力量发自内心，心胜则兴，心败则衰。“心念至纯，则万物皆纯。”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信仰的纯洁是最根本的纯洁，信仰的坚守是最根本的坚守。党性提纯的核心就是要经常擦拭信仰之灯，洗涤心灵的“雾霾”，始终做到信党爱党跟党走。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至今仍保留着贺龙元帅当年的入党登记表，这是他经历起义失败后在南下途中填写的。当时的入党介绍人问他：“贺龙同志，此刻我们代表党向你问话，你必须如实回答，不得隐瞒。请问你的动产、不动产、现金等，还剩多少？”贺龙淡然一笑，摊开双手说：“我什么都没有了。”“那么你的社会关系呢？”“以前的社会关系，参加革命后，都不来往了。”登记表上的这段话，真实地记录了贺龙对党的追随、对信仰的追求。他参加革命不为官，不为钱，不怕死，就为心中的信仰和主义，因此而成为共产党人的精神标杆。回顾风雨历程，有过贺龙元帅在共产党人最危险的时候找党的赤胆忠心，也曾有过张国焘离心叛党的警示教训。忠诚还是背叛，抉择的背后往往是信仰的坚定或动摇。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人生活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受来自各方面的影响、感染，要想一尘不染，什么缺点也没有，什么错误也不犯，是不可能的。如何对待自己的缺点和错误，直接检验着党性的纯度、自我改造的力度。早期工人运动的领袖李立三为中国革命奋斗了一生，可谓功勋卓著，但是他对在主持中央工作时犯的错误负疚不已，一直检讨了30多年。一次，他化名李敏然，给一些单位讲党课，深刻剖析“立三路线”的成因、教训及领导人的责任。现场有人提问：“你怎么知道当时犯错误人的心理？”他的回答令全场十分惊讶：“我就是李立三。”这句话何其简单，但坦荡地说出来，无情地解剖自己，又需要何等的勇气。只有真正的共产党人，才能如此深刻地审视自我、解剖自我；如此坦诚地现身说法、启迪他人。很多时候，指出别人的问题容易，发现和改正自己的毛病就难了，有的甚至以“一贯正确”自居，对别人是马列主义，对自己是自由主义，争功诿过，文过饰非。这不仅是党性不纯的问题，而且离栽跟头已不远了。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告诫我们：“每个同志都有改造自己、提高自己的职责，打扫思想灰尘、祛除不良习气、纠正错误言行永无止境，永远都是进行时。”一个人就像一棵果树，要想长得好、结出好果子，需要时常修枝剪叶，不断改造提高自己。彭德怀元帅常说：“不论怎样忙，每月总要抽出半天时间，把自己做过的事情认真检查一遍，看哪些做对了，哪些做错了，以便少犯错误或不犯错误。”忙碌中不忘检点人生，反思后倍添前进动力。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也有一则妙喻，他提倡做一把“鸡毛掸子”。这鸡毛掸子是用来打扫灰尘的。谢老在《拂拭与蒸煮》一文中，对鸡毛掸子作了这样的描述：“壁镜挂久了，不大明亮，以为原来如此，偶把鸡毛掸子一触，发现一道光明，你就知道不去拂拭是误事的。”为此，他由衷地赞叹这小小什物作用不小，若能经常用它拂拭桌椅上的灰尘，则窗明几净。我们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就是我们经常清除头脑中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的有力武器，我们一刻也不能丢掉它。“道自微而生，祸自微而成”。不怕念起，就怕觉迟。以老一辈革命家为榜样，经常检讨自我，注意防微杜渐，灵魂就不会因迁就肉体而找不到“家”，人生旅途中就不会因小节不自律而生大害。
古人曰：“鉴不能自照，尺不能自度，权不能自称。”提纯党性既要靠自律，也离不开他律。对于党员领导干部来说，乐于并善于听到批评、接受监督，适应在监督下工作和生活，不仅是修养，是党性，也是一种政治智慧。在长征途中，周恩来身为军委副主席和红军总政委，工作非常繁忙，但他却不忘参加党小组活动，经常听取大家的批评意见，并把这些意见记在本子上，认真加以改正。如果因急事耽误了组织生活，他总要设法补上。以监督为镜，以批评为尺，看似“小我”受到约束，实乃“大我”成就其中，可以使自己少犯错误，少走弯路，犯了错误也能及时发现和纠正。
唐代文学家韩愈在《原毁》一文中指出：“古之君子”之所以能够“其责己也重以周”，是因为他们坚持以舜、周公为榜样。韩愈写道：“舜，大圣人也，后世无及焉；周公，大圣人也，后世无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责于身者重以周乎！”古人强调修身就要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这对于我们今天加强党性修养，提纯道德情操，仍有重要借鉴作用。共产党员没有天生的免疫力，党性与党龄不成正比，党性与职务也不能画等号，过去党性强并不意味着现在党性强，现在党性强并不意味着未来党性强。只有常以先进典型为标杆，自觉查找自身差距，常以反面典型为镜鉴，时时敲响自律警钟，坚持“吾日三省吾身”，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在不断“提纯”中强内功、壮筋骨、塑灵魂、正形象，力求德高于世，行高于人，才能在人生道路上行稳致远，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高地，永葆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
古人称梅、兰、竹、菊为“四君子”，又把松、竹、梅誉为“岁寒三友”。梅花外形美丽而不妖冶，气味清韵且又芳香，自古以来就深受文人雅士的喜爱。
据宋代周必大《二老堂诗话》记载：“政和中，庐陵太守程祁，学有渊源，尤工诗，在郡六年。郡人段子冲，字谦叔，学问过人，自号潜叟。郡以遗逸八行荐，力辞。与程唱酬《梅花》绝句，展转千首，识者已叹其博。近岁有同年陈从古，字希颜，裒古今梅花诗八百篇，一一次韵。其自序云：‘在汉晋未之或闻，自宋鲍照以下，仅得十七人， 共二十一首。唐诗人最盛，杜少陵才二首，白乐天四首，元微之、韩退之、柳子厚、刘梦得、杜牧之各一首。自余不过一二，如李翰林、韦苏州、孟东野、皮日休诸人，则又寂无一篇。至本朝方盛行，而余日积月累，酬和千篇云。’”由此可见，在南北朝以前，文士是不太看重梅花的，即使是屈原《离骚》遍咏芳草而独不及梅影。梅之作为一种名花异木逐渐被人认识，进而递相赋咏，乃是六朝及唐以后的事情，至宋代才最受文人的垂青，借梅抒情，互相酬唱。
“梅以和靖为知己。”（张潮《幽梦影》）和靖是北宋著名隐士、诗人林逋，卒谥“和靖先生”。青年时代浪游江淮，后来隐居西湖孤山，种梅养鹤；因其学识渊博，但是不仕不娶，人称“梅妻鹤子”。他在诗坛上以咏梅驰名，其“雪后园林才半树，水边篱落忽横枝”（《梅花》其一），以及“池水倒窥疏影动，屋檐斜入一枝低”（《梅花》其二）等名句，为人称赏，尤其《山园小梅》“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一联把梅花的气质风韵写尽写绝了。“疏影”与“暗香”二词用得极好，既写出了梅花稀疏的特点，又写出了梅花的芬芳。所以这两句咏梅诗一直为后人所称道，甚至把“疏影”、“暗香”作为梅花的代名词。这两个词在后人咏梅诗词中更是屡见不鲜，譬如“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王安石《梅花》）；“长与东风约今日，暗香先返玉梅魂”（苏轼《六年正月二十日，复出东门，仍用前韵》）；“疏影横斜事已非，小园日暮锁芳菲”（陆游《缃梅》），等等。南宋词人姜夔“且征新声”，自度《暗香》、《疏影》二曲。
苏轼一向喜爱梅花，咏梅诗词约有四十多首，为人传诵的名句，如“酒晕无端上玉肌”（《红梅》），写花瓣的颜色；如“一点芳心雀啅开”（《岐亭道上见梅花戏赠季常》），写花苞的开放；如“浮光风宛转，照影水方折”（《次韵钱穆父王仲至同赏田曹梅花》），写梅花与周围环境的和谐与融合。宋代周紫芝认为：苏轼《再用前韵》“纷纷初疑月挂树，耿耿独与参横昏”胜过了林逋的“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竹坡诗话》）。宋代洪迈也认为：“惟东坡云：‘纷纷初疑月挂树，耿耿独与参横昏。’乃为精当。”（《容斋随笔·梅花横参》）“竹外一枝斜更好”（《和秦太虚梅花》），不仅形容如画，而且可见梅枝清劲的精神。据范成大《梅谱》记载，蜡梅因为不结子，北宋时称“黄梅花”，认为跟红梅、白梅不同品类。“蜡梅”得名出自苏轼。《再和杨公济梅花十绝》“檀心已作龙涎吐，玉颊何劳獭髓医”和《次履常蜡梅韵》“玉蕊檀心两奇绝”是咏写蜡梅的佳句。此外，“月地云阶漫一樽，玉奴终不负东昏”（《次韵杨公济奉议梅花》之四）、“返魂香入岭头梅”（《岐亭道上见梅花戏赠季常》）、“争抱寒柯看玉蕤”（《南乡子·梅花词和杨元素》）等句，也是脍炙人口。方回说杜甫的诗“凡有梅字者皆可喜”（《瀛奎律髓》），我看这一评语“改嫁”给苏轼也不为过！
陆游“为爱名花抵死狂”（《花时遍游诸家园》）。他爱海棠，爱山茶，爱菊花，也爱杏花，更爱梅花，甚至设想“何方可化身千亿，一树梅花一放翁”（《梅花绝句》其一），经常咏梅言志：
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
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这首《卜算子·咏梅》词完全是陆游自身写照。陆游出生不久，金兵攻陷汴京（今河南开封），北宋覆亡，南迁临安（今浙江杭州），从此开始了宋金对立的局面。陆游始终为抗金复国而奔走呼号，请缨无路，报国无门，反而屡遭迫害。但他没有屈服，共同的命运使他和梅花有着更强烈的共鸣，如《看梅绝句》一诗所写：
老子舞时不须拍，梅花乱插乌巾香。
樽前作剧莫相笑，我死诸君思此生！
可以说，陆游一生本身便是一曲可歌可泣的梅花赞歌。除了这首世人皆知的名作，在《渭南文集》中，还有两首寄调《朝中措》的咏梅词；在《剑南诗稿》中，单是以咏梅、探梅、观梅、别梅等为标题的诗作竟有一百五十首左右。
值得一提的，还有刘克庄。他不仅是南宋后期成就最高的辛派词人，也是继承陆游爱国主义传统的重要诗人。嘉定年间，诗人任建阳县令时赋了一首《落梅》：
一片能教一断肠，可堪平砌更堆墙。
飘如迁客来过岭，坠似骚人去赴湘。
乱点莓苔多莫数，偶粘衣袖久犹香。
东风谬掌花权柄，却忌孤高不主张。
这首《落梅》通篇不着一个“梅”字，却不仅刻画出梅花的品格和遭遇，而且处处透露出诗人的自我情感，可谓咏梅的上乘之作。但是其中“东风谬掌花权柄，却忌孤高不主张”之句，却被谏官李知孝、梁成大等指控为“讪谤当国”，一再被黜，坐废十年。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落梅诗案”。诗人对此深感不平，他后来所写“梦得因桃数左迁，长源为柳忤当权。幸然不识桃并柳，却被梅花累十年”（《病后访梅九绝》）及“老子平生无他过，为梅花受取风流罪”（《贺新郎·宋庵访梅》）都强烈地表露了他难以抑制的愤懑。但是正直孤高的诗人并没有因此屈服，相反，从此开始，创作一百三十多首咏梅诗词，托梅寄情，一发而不可收，表现了诗人的傲骨和高格。
阳明学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致良知学又是阳明学的核心，但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对致良知说多偏重从哲学角度（特别是运用西方哲学语言）研究，而对于具体如何致良知即从道德修养的角度进行研究则并不多。
张岱年先生说：“中国哲学在根本态度上很不同于西洋哲学或印度哲学，我们必须了解中国哲学的特色，然后方不至于以西洋或印度的观点来误会中国哲学。”他认为有别于西方学术，中国古代思想有合知行、一天人、同真善、重了悟而不重认证等特点。他提醒我们：“想了解中国哲学，必先对于中国哲学之根本性征有所了解，不然必会对于中国哲学中许多思想感觉莫明其妙，至多懂得其皮毛，而不会深悟其精义。”
以上张先生的话，既适用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同样也适用于中国古代道德修养思想（中国古代学术本来就没有哲学与德育之分。）在笔者看来，王阳明致良知说的本意就是要告诉人们如何从自己的良知良心出发，在每时每刻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中，进行实际的而不是理论的、口头的道德修养和道德教育，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就是“在灵魂深处闹革命”。这样一种学说，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精神文明建设，毋庸置疑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什么是良知？王阳明说：“学者真能见得良知本体，昭明洞彻，是是非非，莫非天则。”在阳明看来，良知（或曰良知本体、本体良知）是超越时空的，是光明的，是常觉常照的，是知是知非的，是天理……它是形上本体世界，也是人心的本来面目。人们之所以发现不了它，是因为被私欲习气蔽塞了。私欲并不是生来就有的，不属于心之本体，而是执着于自己的躯体、一切从躯体出发才产生的。正如乌云虽能遮住太阳，但并不能完全遮住阳光一样，私欲习气也不能完全遮蔽良知本体的光辉。这个从私欲的乌云中透露出来的一丝光辉，就是知是知非、知善知恶之心。这个是非之心、善恶之心是每个人都能感觉到的，即便一个十足恶棍也会不时感觉到是非之心对他的谴责。这就是常人说的“良心”（或曰良知）。因为它是每个人反省自心当即体验得到的，所以又称之为现成良知（王龙溪语）。致良知的主旨或实质就是依良心而行，扩充现成良知，恢复本体良知。
如何扩充这个良知？阳明说：“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底准则……尔只不要欺他，实实落落依着他做去，善便存，恶便去。他这里何等稳当快乐! 此便是格物的真诀，致知的实功。”由此可见，致良知就是依此现成良知而行，即依良心而行，也即存善去恶。从私欲习气的浓雾中透出光芒的知是知非、知善知恶之良心，是人们言行的准则。只有它，才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恶的。一个人的言行谁都能欺骗，可以瞒得过所有人，却欺骗不了它，瞒不过它。若欺骗了它，不依它指示的去做，他就会感到不安。总是欺骗它，总是不依它的指示去做，而按私欲的指示去做，则它会变得越来越微弱，私欲越来越强大。反之亦然。
阳明有一个很生动的比喻，描述良知与私欲的关系：“良知犹主人翁，私欲犹豪奴悍婢。”一般人总认为私欲是真实的自己，是他们的主人翁。阳明认为良知、良心才是当家人，才是人们真实的自我。只是因为这个当家人沉疴在床，私欲才那么横行霸道，冒充主人翁。致良知就是给当家人服药治病。不断地致良知，终于有一天当家人摆脱病魔，恢复健康，变得非常强大，于是他重掌家政，私欲则无容身之处。何为私欲？很明显，它是与良知、良心或天理（因为“心即理”）相对应的一个概念。按照阳明心学，私欲指的是与良知相违背的一切不正当的欲望、态度、要求，如仇恨、邪恶、恼怒、骄傲、贪心、淫念、嫉妒等。例如，门人陆澄在鸿胪寺时，忽然收到一封家信，说儿子病危。他心里忧闷得不行。阳明说：“此时正宜用功。若此时放过，闲时讲学何用？人正要在此等时磨炼。父之爱子，自是至情。然天理亦自有个平和处，过即是私意。人于此处多认做天理当忧，则一向忧苦，不知已是有所忧患，不得其正。大抵七情所感，多只是过，少不及者。才过便非心之本体，必须调停适中始得。就如父母之丧，人子岂不欲一哭便死，方快于心？然却曰：‘毁不灭性’。非圣人强制之也，天理本体自有分限，不可过也。人但要识得心体，自然增减分毫不得。”从这一段话中可以清楚看出，私意或私欲是指违反天理本体或心之本体（即良知、良心）的思想、态度、情感，包括过或不及两种。这里，阳明所说的“讲学”指的是道德修养，即存天理去人欲，而不是今天意义上的任何学问。
致良知即依良知而行，它有两个方面的意思：为善与去恶。当良知知得此事为是、为善时，便坚决地去行；当良知知得此事为非、为恶时，便坚决不去行；当良知知得此意念为私欲时，立即在它刚萌发时就从心里克除之（此即阳明所称“防于未萌之先而克于方萌之际”）：这就是致良知，如此就能扩充其现成良知而恢复其良知本体。当良知知得此事为是、为善时，却不去行；当良知知得此事为非为恶时，却又去行；当良知知得此意念为私欲时，不仅不克除，还容许它在头脑里生根、长大，最终控制你的思想：这就不是致良知，而是贼良知，也就是自蔽其良知、自伤其良知。
致良知必须在日常生活中进行。因为是非之心、好恶之心的判断指导功能本来就是针对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一切事情而言的。脱离了日常生活，现成良知的是非好恶作用不就成了空的东西吗？所以，致良知只能在见闻酬酢中进行。这是致良知工夫的优点之所在，也正是儒家与佛家、道家的根本区别之所在。佛道要求信徒摆脱一切社会关系，避开一切社会责任，去寺庙、去深山老林里修炼，以获得涅槃或长生不老，因为它们的宗旨本来就是出世的。而儒家则不然。它的宗旨是入世，是济世，是治国平天下，修身仅仅是手段。如果像佛道一样去深山修炼，纵然修得功夫再高，也于世无补。为了承担起治国平天下的重任，阳明致良知教从一开始就要求门徒在实际生活中修炼自己。
阳明指出：“近时同志中盖已莫不知有致良知之说，然其功夫尚多鹘突者，正是欠此一问。大抵学问功夫只要主意头脑是当。若主意头脑专以致良知为事，则凡多闻多见莫非致良知之功。盖日用之间，见闻酬酢，虽千头万绪，莫非良知之发用流行。”阳明认为，良知是内在的、天赋的，直接由本体而来的，并不是由视听言动等种种经验活动而产生的，所以说“良知不由见闻而有”。人们的视听言动和种种社会活动都是良知的发用而产生的，所以说“见闻莫非良知之用”。良知虽然产生了种种现象，但并不粘滞于或受制于这些现象。良知虽然超越于现象界，但也并不离开现象界，而是内在于现象界的。因此，致良知只能在见闻酬酢中进行，也就是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进行。因为整个世界就是良知本体和它的发用流行，离开了良知就没有这个世界，所以阳明认为致良知是一切学问的根本，是人生的意义之所在，是圣人教人第一义。若是抓住了这一核心，日常生活的每一件琐事都变得有意义、有价值，因为它们都可以帮助致良知。若是忘了这一大头脑，被生活的洪流所淹没，被日常事务牵着鼻子走，人生就失去了意义。阳明的部分学生没有处理好生活与致良知的关系，存在着两种错误倾向：一是“专求之见闻之末”而失去致良知的头脑，把致良知与见闻酬酢完全分开，一碰到事情就忘了致良知。二是“致良知而求之见闻”。阳明指出他们虽然没有忘记致良知这一头脑，可是在致良知和见闻酬酢之间还是有隔阂的。其结果是专在多闻多见上用功，同样也会失去致良知这一大头脑。
下面举几个例子说明如何在见闻酬酢中致良知。
有一属官，久闻阳明之学，说：“此学甚好。只是簿书讼狱繁难，不得为学。”阳明听后答道：“我何尝教尔离了簿书讼狱，悬空去讲学？尔既有官司之事，便从官司的事上为学，才是真格物（此处的“格物”即致良知）。如问一词讼，不可因其应对无状，起个怒心；不可因他言语圆转，生个喜心；不可恶其嘱托，加意治之；不可因其请求，屈意从之；不可因自己事物烦冗，随意苟且断之；不可因旁人谮毁罗织，随人意思处之。这许多意思皆私，只尔自知，须精细省察克治，惟恐此心有一毫偏倚，杜人是非。这便是格物致知。簿书讼狱之间，无非实学。若离了事物为学，却是著空。”
门人汪景颜将去外地任地方长官，临行前向阳明辞别。阳明告诉他如何把为政为学结合起来：“居常无所见，惟当利害，经变故，遭屈辱，平时愤怒者到此能不愤怒，忧惶失措者到此能不忧惶失措，始是能有得力处，亦便是用力处。天下事虽万变，吾所以应之不出乎喜怒哀乐四者。此为学之要，而为政之要亦在其中矣。”
由上述可见，致良知就是随时随地根据自己良知、良心所指示的，也即按天理所启示的进行道德修养。此即王阳明所说的“存天理、去人欲，为省察克治实功”的真正含义，也即他所谓“做学问”的真正含义。他认为致良知必须在日常生活中、在日常工作中进行，特别是遇上有利害关系时、情绪激动时，正是“做学问”的好时机。此处也可证明，阳明的所谓“人欲”“私欲”，并非人的一切欲望，而是“强记之心、欲速之心、夸多斗靡之心”、“怒心、喜心、屈意、随意、随人意思”等等。只要有一丝一毫偏离良知，都是人欲、私欲、私意，都是要清除干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