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发展应该注意突破知易行难的怪圈
吕梁市政协委员、民进会员梁瑜认为：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实现转型发展遇到很大的困难。其中，要素价格被人为压低，是资源浪费和误置的主因，导致增长模式转型、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不可能得到实质性推进。
为此建议：
第一，纠正被扭曲的要素价格。在招商引资过程中，一些地方实行低地价乃至零地价，水、石油、煤炭和其他自然资源没有建立起合理的资源收费制度，不少资源产品价格偏低。农村劳动力大量存在的现实，使劳动者在市场供求关系中处于不利地位，这是多年来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工”工资增长缓慢的基本原因。在劳动者权益保障、劳动保护和社会保障等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说明在体制和政策上存在着人为压低劳动力成本的因素。
第二，继续推进国有经济的战略性结构调整，重点加快垄断性行业国有企业的改革。就山西省而言，垄断性行业主要处在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领域，其中有自然垄断环节，更多的是行政性垄断。宏观经济波动幅度的加大，与处在垄断性行业的市场反应迟缓、效率低下直接有关。垄断性行业改革，要进一步开放市场，引入新的投资者和生产者，在能够竞争的环节尽可能引入竞争，对其中尚未实质性改制的国有企业，要通过多种途径积极推进产权多元化和治理结构的改进。垄断性行业国有企业改革取得成效，将会对整个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率的提高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三，改进对政府经济社会发展实绩的考核指标和机制。对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学界一直存在争议。一方面，传统体制延续下来的政府对经济活动干预过多和越位的现象依然存在；另一方面，随着市场化、全球化的深入，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在培育发展环境、提升生产要素质量等方面作用日益显著，这不是中国独有的、而是全球范围内呈现出的现象。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政府对经济发展过程和结果的作用不一定在减弱，因此，改进对政府发展实绩的考核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考核不仅仅是单纯追求ＧＤＰ，过去存在的一个倾向是更看重其中的经济增长指标，而忽视社会发展指标。绿色ＧＤＰ指标、人类发展指标和反映资源环境制约的约束性指标等，都应当通过认真研究，以合理、可行的形式纳入考核体系。
第四，继续创造和维护公平竞争环境，改进政府管理经济的方式。创造和维护公平竞争的环境，是政府推进增长模式转型最应该做好的一件事情。包括保护各种合法产权、维护竞争秩序、反垄断等。加入ＷＴＯ前后，我们在这方面有了长足进步。但地方保护、不同类型企业歧视等问题仍在发生，而且往往是以不自觉的形式表现出来。比如某个地方政府提出“重点扶持”某某企业，多种政策和资源向这些企业倾斜，事实上构成了对其他企业的歧视，而且对吸引外部企业投资是不利的。政府对产业的管制，要由管项目、管投资甚至管品种为主的“经济性管制”，转向以安全、环保、节能、技术标准等管理为主的“社会性管制”，转向提供高质量的信息服务。特别是在市场化程度大大提高、非国有企业和改制后的国有企业为主的领域，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如何生产的问题，应当主要由投资者、生产者自己决定。政府应主要通过安全、环保、节能、技术标准等管制，防止和减少企业对社会造成负面外部性。当然，企业有时在宏观和产业全局上信息不足，政府有关部门如果在这方面具备信息优势，应当把精力更多地放在为企业提供信息服务上。从一定意义上说，信息服务可以成为政府职能转变可观察的一个标志。
第五，加强政府的公共服务，改善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越是欠发达地区，政府公共服务越是相对滞后，这是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也是政府职能转变、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实际上，政府公共服务，既能促进公共消费，也是一种公共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首先，要增加投入。随着经济发展和国家财力的增强，更多的财政支出投向公共服务，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其次，从应对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实践来看，在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领域，对公共物品、准公共物品、私人物品等方面，应深入探讨政府和市场各应扮演的角色，以及二者的有机结合。否则，很容易在思想上、实践中陷入混乱，延缓或误导相关的经济改革和发展。
以上问题的解决都不容易，但他们正是增长模式转型“知”易“行”难的原因所在。尽管如此，因为我们期待区域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期待能够保持并提升自己的竞争力，所以我们必须直面并下功夫去解决这些问题。
（网络编辑：贺立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