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第69期
民进吕梁市委 2012年10月8日
目 录
★ 机关事业单位招录考试应杜绝学历歧视
★ 建议加强村级医疗队伍建设
★ 应理性对待越级上访及造成的群体性事件
机关事业单位招录考试应杜绝学历歧视
吕梁市政协常委、民进吕梁市委副主委张继成反映：近年来，各级党政机关、事业单位招录工作人员时，采取“凡进必考”的原则，明确规定岗位所需专业，并对应试者的所学专业进行科学分类。这种办法相对公平、公正，可以有效避免任人唯亲。但在一些招录考试方案中又明确规定非全日制教育学历、专科学历、“三本”学历者不具备考试资格，这是一种公开的、政策上的学历歧视，这种作法有失公允，难显公平。
党政机关、事业单位招录考试需经过笔试、面试两个环节，是一个优胜劣汰的过程。考试组织者应注重考试内容的科学合理、考试环节的公开透明以及考试过程的公平公正，而不是舍本逐末去进行一些学历限制。学历限制的存在直接导致了一批优秀人才的流失，招录考试失去了其公平公正性，与“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考试选拔原则背道而驰。
再者，专科或是“三本”学历，只是他们在大学入学时成绩高低的结果，并不能表示个人智商和技能的高低，也不能说明他们经过大学历练后的能力、水平一定低于“一本”、“二本”的毕业生。国家既然明文规定承认非全日制教育形式学历及专科、“三本”学历，那么在招录考试过程中就不应当对他们另眼看待。
因此建议，各级组织、人事部门在组织招录考试中，明确要求用人单位禁止学历歧视，放宽学历限制，秉承“不唯学历”的精神，不拘一格降人才。
建议加强村级医疗队伍建设
吕梁市政协委员、吕梁民进骨干信息员潘晓红反映:近年来，国家对乡村两级医疗卫生机构的投入逐年加大，行政村级卫生所硬件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但村级医疗卫生人才队伍普遍存在年龄偏大、学历偏低、甚至没有执业医师资格的现象。这些严重影响到农民群众的看病就医问题。虽然针对村级卫生队伍开展了中专学历教育，想方设法使现有村医考取执业助理医师的资格，但是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村级医疗卫生队伍青黄不接的现状。因此，提出如下建议：
一、借鉴村官制度，实施一村一名大学生村医的计划。
国家大学生村官制度，每年向农村输送了大量有知识、有能力的人才，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因此，建议实施一村一名大学生村医的计划，不仅可以缓解当前大学生就业难问题，还可以有效解决村级医疗卫生队伍人才匮乏的现象。
二、参照民办教师转正模式，解决村医身份认定问题。
当前，大量村医不具备执业医师或助理执业医师资格，但他们却担负着农村医疗卫生的工作。国家应出台相关政策予以倾斜，可参照农村民办教师转公办模式，解决村医身份认定及待遇问题，完善乡村医生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三、定向培养村级医师。建议政府尽快启动免费定向培养医师计划，可从农村高中毕业生免费定向培养医师到村级卫生所就业，提高乡村医疗卫生人才队伍整体素质和能力。为农村卫生所培养的学生在校期间免交学费和住宿费，所需经费由各级政府承担。
四、分期分批对村医进行培训。建议财政安排专项经费，选派村医到县级医疗卫生机构或医学院校，进行适宜技术推广和全科医学知识培训，以此不断升级村医的知识和技能水平，满足基层群众的医疗卫生要求。
应理性对待越级上访及造成的群体性事件
吕梁市政协委员、民进吕梁市直文艺支部主委梁瑜认为：越级上访是当前我国信访工作中的一个焦点和难点问题，数量较大、影响较广。从频次和规模来看,具有高发、多发的态势，并时常伴有各种过激行为，甚至构成群体性事件。
纵观近年由于越级上访造成的群体性事件，其原因在于：转型期经济社会结构激烈变动，各种社会矛盾和纠纷凸显；“压力型”体制下基层权力和责任不完全对称，权力相对集中于上级机关；基层权力机关不作为和乱作为，问题在基层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现行的政策、法律不健全、相对滞后，致使一些矛盾及时妥善解决的法律依据不足；上访群众有“崇上”心理，寻求用“上压下”的方法来解决问题；部分群众思想偏激和个别人员煽动、唆使。
处理越级上访及造成的群体性事件，地方政府要有高度的大局意
识；要把解决群众利益问题“作为检验干部群众观念、宗旨意识、领
导能力的试金石”；要减少社会矛盾的触点、降低燃点，必须始终把维护群众合法利益放在首位。
一、理性对待群体性事件。群体性事件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在特定阶段的一种正常现象，是公民利益诉求不畅的结果，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充分认识到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做好应急预案。一旦发生群体性事件，要以高度负责的心态介入处理，尽可能地在萌芽状态化解，防止事态扩大化。
二、创新群众利益诉求的方式。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主动创新公民利益诉求方式，最大限度地让公民在体制、法律的框架内表达诉求，尽可能减少公民利益诉求的“非理性”和暴力。强化信访制度的沟通职能,建立全国信访信息系统,充分利用网络媒体等手段拓展公民与政府之间的信息沟通和反馈。
三、加强互动，努力形成制度化的对话沟通机制。开通网上问政渠道，畅通民意诉求渠道，通过对话、谈判和沟通，构建一种“回应型”的制度产生机制。这既是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尊重，也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需要。
四、以处理群体性事件为契机，推动制度领域的变革和创新。要借助群体性事件的处理来反思我们的法律、法规、制度、体制和机制，争取主动了解民意，实现社会管理的创新。改革和完善现有的公民利益表达渠道，扩大和加强公民政治参与。
(网络编辑：贺立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