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期
(总第26期)
★ 吕梁民进会员热议2009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
★ 让民间文艺成为建设和谐新农村的助推器
★ 扩大消费拉动内需须注意三大制约性因素
★ 转型发展应该注意突破知易行难的怪圈
吕梁民进会员热议2009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
民进山西省委委员、吕梁市政协常委、民进吕梁市委副主委兼秘书长李媛,吕梁市政协委员、民进会员梁瑜反映：2月1日， 新华社播发的2009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09年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若干意见》的文件，是改革开放以来第11个以“三农”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也是首次连续6年发布关于“三农”工作的一号文件。吕梁民进会员热切关注一号文件，并就文件中稳粮、增收、强基础、重民生等一系列政策目标做了认真讨论。
大家认为，让农民越来越富让农村越来越好，是新的“一号文件”的目标所在，也是所有人共同的期盼。这是在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召开的新形势下，中央制定的又一个重农强农的一号文件，充分体现了中央对“三农”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战略思想的具体体现。
会员们认为，过去的一年，我国农业农村发展战胜重大自然灾害，克服多种困难和风险，粮食生产创新高，农民增收幅度大，民生改善进展快，农村社会保持和谐稳定，为保持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当前国际金融危机持续蔓延，对我国经济的负面影响日益加深，对农业农村发展的冲击不断显现。农产品卖难、价格下行，农民工就业困难、返乡增加，经济增长放缓、矛盾增多，对农业农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农村社会稳定带来严峻挑战。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是巩固发展农村好形势的要害所在，是做好当前“三农”工作的当务之急，也是亿万农民群众的殷切期盼。
2009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要求把保持农业农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首要任务，围绕稳粮、增收、强基础、重民生，进一步强化惠农政策，增强科技支撑，加大投入力度，优化产业结构，推进改革创新，千方百计保证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千方百计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长。这也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必要举措。扩大国内需求，最大潜力在农村；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基础支撑在农业；保障和改善民生，重点难点在农民。
大家表示，中共中央“三农”工作的大政方针已定，民进会员在宣传中共中央政策中，要完整理解中央精神，准确把握中央要求，严格执行中央政策，不断章取义，不跑调走偏；要结合本地实际和自身职能，多办强农惠农的实事好事；要呼吁有关涉农部门，该出台的政策要尽早出台，该下拨的资金要尽快下拨，切实做到资金到位、措施到位、责任到位；要紧跟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加强调查研究，统筹谋划事关“三农”的战略性、关键性问题，及时发现农业农村发展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坚决防止粮食生产滑坡，坚决防止农民收入徘徊，确保农业不出问题，确保农村社会稳定，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让民间文艺成为建设和谐新农村的助推器
民进山西省委委员、吕梁市政协常委、民进吕梁市委副主委兼秘书长李媛认为：民间文艺反映着劳动人民独特的生活情趣，包含着丰富深刻的社会历史信息，代表着民众的审美理想，具有民俗性、群众性、娱乐性、可参与性及宣传教化等功能，在新农村建设中，对丰富群众文化生活、促进乡风文明和构建和谐新农村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表现在：
一、民间文艺在和谐新农村建设中具有不可替代作用。民间文艺是群众情感宣泄的最佳途径，是构建和谐新农村的现实载体。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农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日趋提高。但各地还存在着文化发展水平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目标和要求不相适应，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数量、质量、品种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不相适应等现象。从农民的文化需求层次上看，“阳春白雪”式的文化产品并不适合他们的口味，而民间文艺虽属“下里巴人”，但其样式丰富多彩，语言通俗易懂，表演生动活泼，既容易接受又易于模仿很受欢迎。民间文艺还具有“大篷车”、“轻骑兵”的作用，在田间地头、集镇广场，甚至在家门口均可表演，是“种”在农民身边的文化。它的存在可以使农民在家门口就能欣赏到赏心悦目的曲艺节目。
民间文艺可以充分发挥宣传教化功能，能“迅速反映现实生活”或“配合党的中心工作”，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表演形式，宣传党在各个时期的方针政策，宣传公民道德纲要，配合系列文明创建等。它还可将教育功能与娱乐功能交织于一起，达到雅俗共赏的艺术效果。它用群众自己的语言，讲述群众身边的故事，运用传统艺术表现形式，用文明向上的文化产品占领了农村文化主阵地，促使农村社区形成良好的道德风尚和文明风气，营造和谐安定的社会氛围。它不但培养了农民群众高尚的情操，而且还可以帮助他们树立健康的审美情趣，引导形成健康的生活方式，抵制封建迷信、“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让农民在欣赏节目的同时满足求真、求善、求美的需求。民间文艺活动的开展，还可以增强群众的集体观念，形成社会的凝聚力、向心力和吸引力，能有力地促进当地文明乡风的形成。以吕梁市为例，临县以康云祥等为代表的民间文艺组织长期活跃在城乡，队伍成员都是本地农民，他们创作编排的节目《临县道情》、《学习八荣八耻》、《夸媳妇》等在各地农村演出，吸引了众多村民前来观看，道德教化功用极为显著。
二、为了解决目前农村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对民间文艺发展提出如下三点建议：
1、针对农村文艺创作人才短缺问题，建议在大学生村官中培养民间文艺人才，主抓传承创新。民间文艺创作人才的培养，同样是农村民间文艺传承与发展的重要保证。文艺作品是发展之本，只有创作得到发展，演出才能满足观众的需求。因此，培养创作人才尤为重要。从吕梁市的情况看，农村乡镇文化站工作人员已出现人才青黄不接现象。目前，就离石各镇文化站在编工作人员中专职比例不到10％，其余人员均兼有其他职务，工作精力无法集中，且这些文化干部，不少人是“半路出家”，专业知识相对缺乏。因此要加强基层文化工作者队伍建设，拓宽人才引进渠道，可采用在大学生村官的选拔中注重文艺人才的录用方式，把一批年纪轻、专业强、乐于扎根农村的优秀人才充实到镇文化站。同时要鼓励他们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创作出更多讴歌新时代新风貌、反映农民群众的心声、农民群众喜爱的文艺节目，丰富农民群众文化生活，使传统的民间文艺得到很好的传承。
2、针对农村文艺发展经费紧缺问题，建议政府加大文化事业投入，建立长效保障机制。各有关部门应重视、关心和扶持农村文化工作，把建立公共文化服务系统列入政府实事工程，形成长效财政保障机制，确保有钱办事。建议县级财政在加大基层文化设施建设的基础上，继续每年安排一定的资金，成立公共文化服务基金，用于文体队伍组建、文艺作品创作、文化演出补贴等方面。在资金安排上向基层文体队伍倾斜，采用定额平均补贴和评比优秀额外奖励相结合的形式，鼓励民间文艺队伍发展壮大，出精品、多活动。各镇应明确将每年的文体活动经费列入当年度政府财政预算，提高人均比例，并坚持专款专用。行政村也要在可支配资金中按３％至５％的比例确保本村文体队伍正常活动。
3、针对农村文化氛围缺失、农民精神文化生活枯燥等问题，建议因地制宜开展民间文艺活动，营造农村和谐氛围。由于历史的原因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农村情况差异很大，“五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发展农村民间文艺，要立足农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实际，在民间文艺活动的内容、方式和手段等方面大胆创新，结合县情、乡情、村情、民情，编演适合农民口味的民间文艺节目，因地制宜，因人制宜，突出特色。要依托各种阵地，广泛开展农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民间文艺活动，把先进性和广泛性、知识性和趣味性、思想性和娱乐性有机地结合起来。要鼓励支持各镇举办各类文化节庆活动，提高群众的参与度，以此来普及、推广民间文艺，让人们身临其境，感受到原汁原味的民间文艺之艺术魅力，让更多的农民认识、喜爱民间文艺，为农村民间文艺的发展注入活力，从而营造良好和谐的社会氛围。
扩大消费拉动内需须注意三大制约性因素
民进山西省委委员、吕梁市政协常委、民进吕梁市委副主委兼秘书长李媛，吕梁市政协委员、民进会员梁瑜认为：金融海啸波及全球之际,在出口空间扩展有限、加大投资频频发力的背景下,刺激国内市场消费需求,确保经济增长,尤显必要。按照“利多多储,利少少储,无利不储,负利减储”的理论,通过利率杠杆调节居民储蓄率,可以说是没有任何疑义的选择。因此, 从2008年12月23日起,央行下调金融机构1年期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百日之内5次降息。不难想象一旦居民存款能够转化为现实购买力,其“扩内需、保增长”之效能,不容低估,值得期待。但是,老百姓在现实生活中的储蓄理念，制约着居民的消费意识：
其一,存款居民的消费水平已经居高。据调查数据显示,城市户均储蓄存款最多的20%家庭,拥有城市人民币储蓄存款总值的64.4%,而户均金融资产最少的20%家庭,仅拥有城市人民币储蓄存款总值的1.3%。城市如此,农村的情况更不用说。这意味着,在近20万亿元存款的表象下,是不同社会群体之间财产占有的巨大差距。不同社会群体对消费的需求有显著不同，一些富裕家庭,汽车、房产等大额耐用消费品早已拥有,不可能已经有了宝马,因为利率降低了,就取出存款再去买辆奔驰,显然,利率的挤出效应在他们身上不会太显著;那些贫困家庭,则连基本生存、医疗保障以及子女教育都成问题,根本没有存款，更谈不上用低利率刺激消费。
其二,居民存款的应急功用性。对于绝大多数的中等收入家庭而言,其消费弹性对利率变化的反应是相当迟钝的,因为省吃俭用攒下来的些许存款,有着更为紧迫的用处,或以备不时之需,不会因为利息的降低就取出来花费掉。比如看病,山西省卫生厅2008年11月12日公布第三季度的信息, 16所省直医院出院者平均医疗费用均在万元以上;而2007年山西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1565.0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3665.7元,也就是说,一旦生病住院,城里人都会发愁,更不要说农民了。所以即便有些存款,居民都不敢因为利率下调而去大肆消费。
其三, 家庭存款的养老功用。在我国,储蓄仍然是个人为退休生活准备的主要经济来源,不要说农村居民,即便是被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基本覆盖的城镇居民,储蓄养老仍然是很多人的选择，储蓄是他们个人为退休生活准备的主要经济保障。加之中国人的房子观念根深蒂固，存款购置家产房屋也是主要目的之一。很明显,利率的变化是无法让这些人群提前取出自己以备养老的存款去消费的。
因此,在人们收入预期并不乐观、股市行情严重受挫的当下,欲提高消费需求，运用利率杠杆撬动老百姓存款出笼，固然不失为一时之选，但是，建议探寻释放内需的长久之策，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减轻老百姓在住房和子女教育等方面的负担方面寻求突破。
转型发展应该注意突破知易行难的怪圈
吕梁市政协委员、民进会员梁瑜认为：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实现转型发展遇到很大的困难。其中，要素价格被人为压低，是资源浪费和误置的主因，导致增长模式转型、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不可能得到实质性推进。
为此建议：
第一，纠正被扭曲的要素价格。在招商引资过程中，一些地方实行低地价乃至零地价，水、石油、煤炭和其他自然资源没有建立起合理的资源收费制度，不少资源产品价格偏低。农村劳动力大量存在的现实，使劳动者在市场供求关系中处于不利地位，这是多年来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工”工资增长缓慢的基本原因。在劳动者权益保障、劳动保护和社会保障等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说明在体制和政策上存在着人为压低劳动力成本的因素。
第二，继续推进国有经济的战略性结构调整，重点加快垄断性行业国有企业的改革。就山西省而言，垄断性行业主要处在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领域，其中有自然垄断环节，更多的是行政性垄断。宏观经济波动幅度的加大，与处在垄断性行业的市场反应迟缓、效率低下直接有关。垄断性行业改革，要进一步开放市场，引入新的投资者和生产者，在能够竞争的环节尽可能引入竞争，对其中尚未实质性改制的国有企业，要通过多种途径积极推进产权多元化和治理结构的改进。垄断性行业国有企业改革取得成效，将会对整个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率的提高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三，改进对政府经济社会发展实绩的考核指标和机制。对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学界一直存在争议。一方面，传统体制延续下来的政府对经济活动干预过多和越位的现象依然存在；另一方面，随着市场化、全球化的深入，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在培育发展环境、提升生产要素质量等方面作用日益显著，这不是中国独有的、而是全球范围内呈现出的现象。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政府对经济发展过程和结果的作用不一定在减弱，因此，改进对政府发展实绩的考核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考核不仅仅是单纯追求ＧＤＰ，过去存在的一个倾向是更看重其中的经济增长指标，而忽视社会发展指标。绿色ＧＤＰ指标、人类发展指标和反映资源环境制约的约束性指标等，都应当通过认真研究，以合理、可行的形式纳入考核体系。
第四，继续创造和维护公平竞争环境，改进政府管理经济的方式。创造和维护公平竞争的环境，是政府推进增长模式转型最应该做好的一件事情。包括保护各种合法产权、维护竞争秩序、反垄断等。加入ＷＴＯ前后，我们在这方面有了长足进步。但地方保护、不同类型企业歧视等问题仍在发生，而且往往是以不自觉的形式表现出来。比如某个地方政府提出“重点扶持”某某企业，多种政策和资源向这些企业倾斜，事实上构成了对其他企业的歧视，而且对吸引外部企业投资是不利的。政府对产业的管制，要由管项目、管投资甚至管品种为主的“经济性管制”，转向以安全、环保、节能、技术标准等管理为主的“社会性管制”，转向提供高质量的信息服务。特别是在市场化程度大大提高、非国有企业和改制后的国有企业为主的领域，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如何生产的问题，应当主要由投资者、生产者自己决定。政府应主要通过安全、环保、节能、技术标准等管制，防止和减少企业对社会造成负面外部性。当然，企业有时在宏观和产业全局上信息不足，政府有关部门如果在这方面具备信息优势，应当把精力更多地放在为企业提供信息服务上。从一定意义上说，信息服务可以成为政府职能转变可观察的一个标志。
第五，加强政府的公共服务，改善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越是欠发达地区，政府公共服务越是相对滞后，这是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也是政府职能转变、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实际上，政府公共服务，既能促进公共消费，也是一种公共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首先，要增加投入。随着经济发展和国家财力的增强，更多的财政支出投向公共服务，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其次，从应对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实践来看，在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领域，对公共物品、准公共物品、私人物品等方面，应深入探讨政府和市场各应扮演的角色，以及二者的有机结合。否则，很容易在思想上、实践中陷入混乱，延缓或误导相关的经济改革和发展。
以上问题的解决都不容易，但他们正是增长模式转型“知”易“行”难的原因所在。尽管如此，因为我们期待区域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期待能够保持并提升自己的竞争力，所以我们必须直面并下功夫去解决这些问题。
